我的学术活动是从学习和研究《资本论》开始的。1979年开始在厦门大学主办的《中国经济问题》、湖北社科院的《江汉论坛》等刊物发表研究资本论的文章，共发了十多篇。如《关于生产价格的的几个理论问题》、《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研究》、《价格转化中的“误差”及解决办法》等等。价格转化中的“误差”即转形问题，这是《资本论》研究中的一个尖端问题。国内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很少。为攻克这一难题，当时我作出了较大努力。 从1994年开始研究价格理论。这期间，围绕价格形成的基础是价值还是生产价格，经济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一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花了三年时间，对价格形成的基础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多篇文章；完成了一部十多万字的书稿（未出版）。通过研究，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多渠价格论”。基本观点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价值的转化形态不是生产价格，而是多渠价格。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总利润在各行业的分配只是以资本为依据，即各行业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否则就会发生资本转移。结果，价值转化成了生产价格，不同的商品以生产价格为基础进行交换。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是劳动和资金两个因素参与利润的分配，不同行业的平等要求是：一方面要求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息，另一方面，等量劳动要求得到等量劳动收入。这种双重的平等要求，不是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而是转化为多渠价格，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商品价格形成的基础应是多渠价格。

1985年前后，我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股东欧热，大家对布鲁斯、兰格、科尔内等东欧经济学家的学说产生了较大兴趣，尤其是对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兴趣更浓。当时我作为中南财大的一名研究生，同样卷入了研究东欧、研究科尔内的热潮。对几位比较有影响的东欧经济学者的理论，我都作过认真地研究，发表过几篇研究成果。尤其是对科尔内的理论，我花了较多的精力，与导师张寄涛一起，共发表四篇专门研究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的长文。随后，我又将科尔内的理论与中国的实情结合起来，研究中国的短缺问题，在北京大学办的《经济科学》月刊上发表了《四种短缺理论与中国的短缺现实》一文。

研究生期间（1985年—1988年），特别是后期，我的主要兴趣已转向金融问题，对货币理论、货币调控方式、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作了大量研究。在当时金融理论方面的顶级刊物《金融研究》上发表了多篇金融方面的论文。1988年，硕士论文为《中国通货膨胀研究》。该文20多万字，1989年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获当年的图书奖。随后于1990年又出版了《中国涨价风波》一书（河南出版社出版）。

关于通货膨胀问题，国内外比较流行的有两种理论；一是成本推动理论，一是需求拉动理论。我通过对中国信贷体制和信贷膨胀的机制进行深入地研究，提出了倒逼型通货膨胀的观点。中国的通货膨胀虽然也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因素，但不能简单地用需求拉动型或成本推动型来解释中国的通货膨胀。解决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不能简单地靠控制需求或冻结工资，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倒逼型的。在中国，一个县长甚至一个乡长，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货币发行。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关键是改革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通过这种改革，消除产生通货膨胀的倒逼机制。

1988年到1989年，金融领域“体外循环”问题成为热门话题。我于1989年10月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货币与资金“体外循环”的效应》一文。该文第一次从理论上对“体外循环”的两种现象进行了实质性的区分：把交易结算不经过银行转账称为货币“体外循环”；把社会闲散资金不经过银行存、货称为资金“体外循环”，对两种“体外循环”的关系及社会后果作了细致地分析，并对两种“体外循环”分别提出了不同对策。

1989年宏观紧缩以后，企业间相互拖欠成为一个重要的金融现象。全国拖欠近8000亿。当时金融领域把这种现象称为“三角债”，并提出用贷款清欠。我对这种拖欠现象作了大量研究，在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三角债》一书，全书约13万字。书中把当时的债务链区分为三角债和线形债两种。我的观点是，三角债是货币问题，线形债是非货币问题，前者可以通过增加货币加以解决，后者则不能靠增加货币解决，否则会导致通货膨胀和更多的不良贷款。

1989年至今，我花了大量时间研究股份制和股市。1989年就提出存量股份制的方案，即首先对国有企业的存量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开辟股票市场，对这种存量资产进行股权转让。这样，既没有增加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量，又达到了改制的目的。该文在当时的中办内参发表过。现在看来如果中国的股市一开始采用这种思路，就不会产生今天这么多历史难题。

近几年来，围绕中国股市的一些重大问题，我在《中国证券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对完善中国股市提出了大量建设性意见。

在这些建议中，我讲得最多的是主张在中国建立区域性股票交易所，即三板市场。我认为，中国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中小企业，靠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根本不可能解决融资问题。要解决大量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必须发展三小，即小银行、小担保公司，小股票交易所。因此，中国应该把发展区域性小交易所作为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国股市那么多造假、坑害股民的现象说明，中国目前的信用状况、职业经理人的职业责任感、新闻媒体的监督力等等，难以支撑全国性的股市。通过发展区域性交易所，让投资者对他所投资的企业距离尽可能地近，信息尽可能地多，这样有利于在企业内部建立起自我约束的机制，即来自广大股东的约束机制。没有这种来自内部股东的约束机制，仅靠证鉴会的监管机制，是远远不够的。

当时，时任浙江省工商局长的李强对我的主张很感兴趣，力主在浙江试点推广。去年，李强调任温州市委书记后，请我带专家组到温州作专题调研。调研后撰写了在温州进行区域性证券市场试点的研究报告，并进行了初步的方案设计。该报告和方案作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州代表团的重要提案被上报。

我国改革开放到今天，在中国大地上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私营企业，积累了巨额的私有财产。正确认识和对待私有资本已是当务之急。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观念，资本家是吸血鬼，私人资本是万恶之源，应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通过公有化运动，将他们的财产收归公有。

面对理论与实践的不协调，我对社会财产制度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发表了《为有产者正名》一文。该文提出了对社会财产由两分法到四分法的新的方法论，并提出了“私有公用”理论。

长期以来，我们仅仅从所有制上观察财产、划分财产，把整个社会财产分为两部分，即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并形成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公有财产好，私有财产坏，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把私有财产变成公有财产。

我提出，我们不应该仅仅看财产归谁所有，还应看财产为谁所用。公有财产根据其实际用途应分为两块：公有公用财产、公有私用财产；私有财产根据其实际用途也应分为两块：私有私用财产、私有公用财产。因此，整个社会财产应分为四块，即公有公用，公有私用，私有私用，私有公用。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私有公用规律。人们办企业起初一般都出于比较自私的目的，为了追求个人的财富，并且是为了享受而追求财富。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随着竞争的激烈，他没有精力甚至没有兴趣去消费和享受这些财富。结果，这种越流越多的个人财富，名义上归他私有，客观上为社会公用。人们只要办企业，哪怕他再自私，一般都逃脱不了这一规律的支配。

作了这种划分后，我们就会发现，有些财产适合于公有公用，比如城市的街道、马路；有的财产私有公用更有效率，被看护得更好，如一般生产、经营性财产。对整个社会来说，最不好的财产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公有私用财产。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地把私有财产变为公有财产，而应尽量减少公有私用财产，同时尽量将更多的私有私用财产转化成私有公用财产。前者主要通过降低税赋、藏富于民来实现；后者主要通过增加私有财产的安全性来实现。

《为有产者正名》一文发表后，被国内数十家报刊转载，在思想界和企业界产生较大影响。

失业问题是当前中国的首要问题。我虽然早已“下海”，肩负着创收的重任，但我仍花了几年的功夫研究中国的就业问题。1998年出版了《谁为中国人造饭碗》一书。该书认为，中国的失业问题是总量问题，是劳动力总量大大超过就业岗位总量。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必须大规模地增加就业岗位。为此，我们不得不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长率，不得不容忍适度的通货膨胀率。书中还针对当时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现状，提出了四造主张，即造地、造路、造人（教育）、造环境。特别是造人方面，我主张通过多建大学，扩大招生，既扩大教育投资，增加教育领域的就业，又能推退一部分中学生的就业年龄，减轻就业压力。

《谁为中国人造饭碗》中所提出许多政策主张，后来事实上被中央及有关部门采用，或者说，中央或有关部门近几年所出台的许多政策及主张，与我在该书中所提出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

该书出版后，两次再版。厉以宁、董辅礽、刘国光三位老先生分别为三个版本作序，对该书给予了充分肯定。

近10年来，我的主业是做咨询。我和我带领的专家团队已为几十家企业研究和制定过改制方案。围绕咨询工作，我对企业制度，包括美国的企业制度、日本的企业制度、中国的国有企业制度和家族企业制度作了大量研究，出版过《中国企业为谁而办》一书。

通过多年的研究，我形成了一个基本观点，即“阿姨”（职业经理人）靠不住，我们应该建立一套以“父母”（所有者）为支点的企业制度。家族模式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在多数行业里是一种比较有优势的企业模式。家族模式最大的特点是自己的“小孩”自己养，“孩子”得到了精心的呵护。浙江经济充满生机，从实践上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现有的信用水平和职业经理人的职业水平难以支撑大企业。企业越大，管理层次越多，委托——代理关系越多，代理成本就越高。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应该建立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企业模式。用众多小企业代替少数大企业，用市场交易代替企业管理，用老板经济代替车间主任经济。这应当成为我国多数行业的制度选择。

用市场交易代替企业管理，就必须让交易成本尽可能低，大大低于管理成本。为此，我极力主张发展产业集群。我深入研究了浙江绍兴、永康、嵊州、广东顺德、花都等地的产业集群，发表了不少关于产业集群的文章和研究报告，并在全国地大力宣传他们的经验。在我看来，今天的世界竞争已经不是单打，而是团体赛。凡是发展产业集群的地方，他们都是在打团体赛，因而竞争力就比较强，竞争优势就比较明显。

家族模式+深度分工+产业集群，这就是浙江经济的成功之道。这种模式对我国多数行业是比较适用的。

近10年来的咨询工作中，我主持了100多家企业的发展战略研究，其中有大庆、华立、冶钢、杭汽轮等许多大企业和上市公司。这些方案大部分被企业采用，不少方案为企业带来较好的效益。如2002年我为河南安阳机床集团提出的九个字的发展战略（两减、两买、一扩、四提高），在半年内就为该企业省下了一个多亿的资金。安阳市政府和安阳机床集团都为我们发来了感谢信。

结合企业战略咨询工作，我对企业战略有关理论问题作了大量研究，形成了关于中国企业发展战略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方法。这些思想和方法受到企业界的广泛肯定。1998年所发表的《中国企业留神十大陷阱》一文，被数十家报刊转载，许多企业就此文展开讨论，并因此而调整自己的战略方案。

近十年来，我们既给企业做咨询，也给地方政府做咨询。我亲自主持了50多个地、市县甚至乡镇的战略方案。做一个地市战略方案，所属的县市我基本都跑遍；做一个县市的战略方案，所属的乡镇我基本都跑遍。因此，近十年来我跑遍了中国的几百个县市、上千个乡镇，仅温州就深入调研过近百个乡镇。

因为主持了50多个地市县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案，我对中国区域经济，尤其是县域经济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的战略模式作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思路。通过做方案和向各级政府领导作演讲，这些思路对中国许多地方政府领导的思维和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我为温州平阳、苍南等县市，为浙江台州市、绍兴市，湖北襄樊市、河南济源市、新疆吐鲁番市等许多地方所提出的发展思路，都已被这些地方的领导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