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实现了人生大转折，从中南海跳进商海，创办了一家咨询公司，现名为北京视野咨询中心。

该中心创办以来，为中国最大的企业--大庆石油管理局制订过发展方案和改制方案；为三九集团就“三九机制”进行过系统地研究，并制订了三九集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案；为海南机制股份公司、广东绿丹兰集团、山西潞安矿务局、河南嵩岳集团、华信资金市场、郑州信托投资公司、郑州合作银行、北京东安集团、陕西建设机械厂、湖北帅伦纸业集团公司等近20家国内大型企业制订过发展方案和改制方案。

我们的咨询对象，既有企业，也有地方政府，主要是地、县两级政府。

我们所做过的地级和省级政府的咨询项目有：浙江省16年改革经济的研究；湖北省襄樊市(湖北第二大城市)汽车产业城发展方案的研究；陕西榆林地区中国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方案的研究；河南郑州市商贸中心建设方案的研究；河南漯河市国有企业产权整体转让方案的研究；吉林省延吉市图们江地区对外开放方案的研究，等等。

我们所做过的县市一级政府的咨询项目有：河南济源市经济热点、官逼民富等方案的策划、河南新郑市、湖北老河口市、湖北麻城市、温州苍南县、平阳县、瓯海区、北港片、福建福安市、云南罗平县、河北遵化市、井陉县、山西潞城市等近20个县市发展方案的研究。

上述这些项目，我都亲自参加，并作这些项目的主持人，为这些项目提出并确定大思路。我们研究和策划的方案，大部分都被企业或地方政府付诸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有的方案实施后效果还极为明显。其中，最为成功的要算济源市和华信资金市场。

济源市原是河南一个县级市，由于经济热点、官逼民富、羊毛衫大市场、大旅游建设等一系列策划方案及其实施，使济源市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成为河南省政府直管的副地级市。1994年9月，我们在华信资金市场进行资询活动之前，该市场的资产规模为15亿元。我们为其制订了一个“快速推进方案”，该市场两周后将这一方案全部付诸实施。由于实施这一方案，该市场在后两个月资产规模迅速膨胀，由方案实施前的15亿元，增加到1994年末的25亿元。1995年，该市场继续实施上述方案，资产规模扩大到近60亿元，成为全国第二大资金市场。

在以上这些咨询和策划活动中，更为重要的是，使我形成了一些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的一些经济学思想。这些思想，坐在家里看书是看不出来的，只有深入到上述这些企业、县市以及乡镇，作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形成。

陕西榆林地区是陕北比较穷困的地区，但这个地区地下有2000多亿吨优质煤、2000多亿立方米天然气，还有大量的石油、湖盐等资源。为了给这个地区做发展方案，我跑遍了大部分县市，对这个地方的交通状况、资源状况以及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作了比较系统地了解。在为这个地区作发展方案的同时，我对中国西部的资源富集地区如何发展也形成了一套思路。这套思路的要点就是“西部也需要特区”。1996年6月7日的《陕西日报》以“西部也需要特区”为题，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介绍我的这一思想：

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我国实施的是沿海发展战略，即经济发展重心放在沿海。但在沿海地区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所重点，即重点扶持五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通过对这些重点地区的培育，建立新的经济带，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增长极，对周边地区形成辐射，进而带动整个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现在中央提出经济发展战略的西移。我国西部地区地域广阔，所谓重点西移，也不是说在整个西部地区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所重点，即选择那些潜在优势比较大、发展前景比较好、能充当周边地区未来经济发展龙头的地方，进行重点扶持，通过这些地方的迅速成长，对周边形成辐射，带动整个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

像陕西榆林这样的西部能源富集地区，具有能源价格低、地价低、工资低的优势。由于这三个很低，创办同样一个能源加工或转化企业，其生产成本就会大大低于东部沿海地区。据榆林地区分管经济工作的同志讲，像玻璃、陶瓷之类的产品，在榆林地区的生产成本大约只有沿海地区的十分之一。生产成本低，投资回报率自然就高。但由于西部地区自然环境比较差，许多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投资回报率比东南沿海地区高几个百分点甚至十几个百分点，都不一定能吸引投资者。要对投资者产生较大的吸引力，需要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这一点仅靠西部地区的廉价资源、廉价土地和廉价劳还不够，还应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提高这个地方的投资回报率。

通过这个办法，在西部经济发展方式上实现三大转变：一是西部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技术路线的转变，即由资源东运为主转为资源产地就地加工转化为主；二是西部资源开发体制的转变，即国家所属的中央企业代行所有公开直接管理、垄断开发和经营，转向国家所有、国家统一管理，中央企业、地方企业以及其他国内外投资者平等开发和经营的体制，国家在确保资源所有权、管理权和受益权，并确保资源不浪费的前提下，实行所有权、开采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三是东部与西部的关系上，由单纯的东部支援西部或中央向东部收钱，然后向西部拨款扶贫，转为通过优惠政策，提高西部某些特殊地区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东部资金自动地流向西部，这些资金不是为扶贫而来，而是为发财而来，通过他们的发财，同时带动西部经济的发展。

通过上述三大转变，西部资源的开发就能带动西部工业的发展，带动西部就业和地方税收的增加，带动西部人口结构的改变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近几年来，我和我所主持的咨询机构先后为温州平阳县、苍南县、瓯海区和平阳北港片等县区以及若干家大型民营企业主持制定了发展方案，跑遍了温州近80个乡镇，对温州模式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通过深入地调查和研究，我对温州模式形成了一套比较独到的看法。1995年12月6日的《人民日报》用近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我与温州平阳县委书记董希华的长篇对话，题为“温州经济发展方式探索”；1998年7月5日，《经济日报》发表了我的“向温州学什么”一文；1998年7月16日，《温州日报》在头版以“走遍全国看温州”为题，发表了该报记者对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