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传奇经历
我所认识的钟朋荣
1．中青年经济学家群体值得研究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一批早已成名的老经济学家重返学坛，更造就了一批卓有成就的中青年经济学家；而这些经济学家们，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推动了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使我国的经济学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样一种初步繁荣的局面，与这个经济学家群体的艰苦探索和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做为一名经济理论编辑工作者，10多年来，我结识了许多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几年前，我就萌生了一种想法：这些学者大多忙于他们各自的研究，有的还在忙着把他们的理论和设想千方百计地付诸实施，却几乎没有哪一位步入这几年“名人”们写“自我介绍”、“自我宣传”的个人传记的行列。这固然是学术界一种极好的风气，但这种谦逊和优雅，却也着实浪费了不少不该浪费的“资源”——他们的研究成果与他们的治学方法有什么关系？他们的学术观点与他们的人生经历有什么联系？他们的经验教训对经济学的初学者或爱好者来讲有什么启示？我认为这些也还很值得研究，值得向人们作些介绍。这倒不是说要怂恿经济学家都写自传或由别人来为他们“立传”，而是希望人们在看到这些学者的学术观点和政策见解的同时，能尽量多地了解他们的学术背景，以便更准确地理解他们的观点和见解，使人们的阅读和研究取得最大的“效用”。受这种想法的诱惑，我决定从中青年经济学家中选几位有代表性的，利用我的职业之便，对他们进行采访和研究，然后为读者提供一些介绍性的文字。
第一个被我采访和“研究”的对象，我选了钟朋荣。
2．为什么要写钟朋荣
钟朋荣是我国这十多年来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他的重要，不仅在于他从80年代末以来在我国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进程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做为一个经济学家，他的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他的大量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更奠定了他在经济学界的重要地位。他的许多理论观点，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学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勤奋克已的工作热情、独特而严谨的治学方法，以及带有一些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都构成一种特殊的价值、特殊的魅力。20年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使他成为一位在学界、政界、企业界乃至普通老百姓中颇受关注的公众人物。把他作为我的第一个“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中青年经济学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他的身上可以反映出当代中青年学者的一种面貌。
另一个原因是我对钟朋荣比对其他任何一位中青年经济学家都更为熟悉。
我与钟朋荣结识于1987年深秋在烟台召开的一次经济学学术会议上，至今已经15年了。那时我是《经济日报》理论部的一名年轻编辑，初出茅庐；钟朋荣是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其实早已是武汉经济学圈子里颇有名气的学坛新秀。那次学术会议是由中国社科院等单位主办的，具体召集者是在经济学界颇受人敬重的青年经济学家、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室担任副主任的韩志国等人，参会者有一部分如何伟、宋养琰、练岑、胡培兆等已是成名人物，但大部分是北京、上海、厦门、广州、兰州、吉林、西安等经济学界的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看得出会议组织者邀请的参会人，并不看重权威，而是更看重学识，也不像后来首都理论界开会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北京学者，还是挺五湖四海的。后来这次会议的不少外地参会青年学者，成了很有名的专家。在我的记忆里，武汉的学者，好像就是钟朋荣一位。我们恰好被分在了一个房间，又分在了一个讨论小组，这就是我们相识的缘起。
钟朋荣操一口浓重的湖北浠水乡音，加上讲话频率快，很多人听不懂。而我是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完成大学学业的，算是他的半个老乡，因此听他说话不仅不费力，反而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会议期间，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就像老相识一般。这除了“同一房间”、“同一小组”、“半个老乡”之外，更主要地是他独特而新颖的观点、他的论证方法，在我看来与众不同，而且不仅学问好，人也厚道。
那次会议的主题是“初级阶段与按劳分配”。会下我们讨论的话题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目前的价格遇到了什么难题、哪些是理论上尚未解决的问题，哪些是制定政策时考虑不周；投资体制与现在的通货膨胀有什么关系、与银行体制有什么渊缘，等等。会议主办单位组织大家去参观、游览，我们却一路在交谈，主要是他说我听。钟朋荣谈起他的思路来，滔滔不绝。我听后觉得他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观点，抓住了我国投资体制的要害之处，他提出的改革方法也是有效的和可操作的，就约他就所谈的内容写一篇三千字左右的文章。其他人的文章，我也约了几篇。
从烟台回到北京后不久，我陆续收到了几篇所约的文章，也有北京的几位学者送来的稿子。其中，钟朋荣那篇来得最快，好像是会议结束后一周的样子。读过之后细细地比较，觉得钟朋荣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请领导和同事看，他们也认为写得好，没有一般理论文章的套话、空话和八股气，开门见山、简洁流畅，见解鲜明独特、论证严密周全，认为我“发现”了一个好作者。那时候报纸不多，理论版的稿子积压得很厉害，版面十分紧张。我们一方面得先处理早就“排队”的稿子，一方面，我又不甘心把这篇稿子做一般处理，直到等了近一个月，“理论探索”版的头条还是腾不出来，我有些着急了：这篇稿子无论如何要在12月8日由我担任责任编辑的这一期刊出来，可一看另一篇文章，我又傻眼了；作者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当时的国务院新闻发言人。按理说，他的文章和一个研究生写的文章同一天发，头条显然应该按长幼尊卑的次序留给长者尊者。但我相信钟朋荣这篇文章的质量和份量，还是坚持腾出头条，把这篇文章放在了头条，请示领导，也无异议。这样，12月8日，这篇题为《按商品经济要求改革投资体制》的文章几乎全文发表。
文章见报后，报社内部就有不错的反响。记不清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社办的人告诉我，说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办公室来电话，询问《按商品经济要求改革投资体制》一文的作者情况，并说芮杏文同志想找这位作者谈谈，让我到值班室用“红机子”（即与中央机关直通的保密电话）给芮杏文办公室回电话。我拨通了电话，告诉对方我所知道的钟朋荣的身份和一些简单情况，随即给钟朋荣写了一封信，告知他文章见报后的反应，并约他就投资问题再写一篇更详细的文章，把他的那些想法进一步展开，写具体一点。
1988元旦过后，具体的日子我记不清了，有天晚上我和爱人去看了场电影，散场后已10点多钟了。快走到宿舍大院门口时，看见院门口一个人边喊我的名字，边迎面快步走过来，说已经等我半天了。我一看是报社行政处的老曹，忙问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他说不是他找我，是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找我。我这才注意到路灯下还站着一位三十多岁的穿制服的男同志，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皇冠轿车，车门口还站着一位解放军战士，心里顿时有些紧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老曹赶忙说，他今天在报社值班，中办的同志晚上到报社来找一个作者的地址，后来了解到那位作者的稿子是我编发的，只有我可能知道作者的情况，所以，报社值班的领导派他陪中办的同志来找我，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这时那位穿制服的同志也过来了，自我介绍说他是中央书记处芮杏文书记办公室的刘秘书，首长这几天在四川开会，因记得钟朋荣是“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派人在成都、重庆等市找钟朋荣，都是查无此人。所以，从四川打来电话，要北京办公室的同志再找报社问一下，查清确切地址马上通报过去。我忙说首长记错了，不是西南而是中南，在武汉市。刘秘书问我知不知道电话号码，我说我只有中南财经大学的总机电话，不过在我办公室抽屉里。于是，大家上车都到报社去。电话打到武汉，那边先是布置找人，后告诉我们钟朋荣今天回家住了，明天才能找到他。刘秘书当即给四川打电话，说明了情况，放下电话，刘秘书说，如果明天钟朋荣来电话，就告诉他请速到北京来，首长回北京后，随时找他谈话。
第二天上午，钟朋荣把电话打到了我办公室。第三天，就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我们见了面，他把我约的第二篇文章也带来了。在北京住了几天，我与中办联系了几次，最后一次芮杏文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说请钟朋荣同志先回武汉去，首长这几天很忙，没时间找他谈话了。过几天首长要到武汉参加“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到时再专门约他在武汉见面，让我告诉钟朋荣，并表达歉意。
2月2日，我把钟朋荣的第二篇文章编发见报了，题为《投资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选择》，征得部门领导同意，我特在文章标题下面加了一个编者按：“本文作者系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他所撰写的题为《按商品经济要求改革投资体制》的文章（发表在去年12月8日的本报第三版），颇有见地，受到好评。作者在今天的这篇文章中，对上文的思路作了更为具体的分析和补充”。这种在编者按里介绍作者并对作者的其他文章做出评价的作法，在当时是不同寻常的，何况作者当时还只是一位“学生”。这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张报纸要向读者推荐这位作者，希望读者关注他的作品的意图。
3．一个小小的心愿
希望人们关注钟朋荣这位“新人”和其文章的目的很快就实现了，应该说这是他自己努力奋斗的一种必然报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编辑们的帮助，只是他人生链条中短短的一个焊接点而已。
到1989年上半年，我离开理论部调到工交部从事产业部门和综合经济部门的新闻报道，但对钟朋荣的那种“关注”，却始终没有减少。我甚至收集了所有能收集到的钟朋荣的专著、文集和报刊上发表的他的文章、访谈录及关于他的新闻报道。1988年，钟朋荣先是调进了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成了人们所说的那种“中南海智囊”，后来下海办咨询中心；我则先于89年脱离理论口，再于93年脱离新闻界到一家公司任职，后又于97年重返新闻界理论口（先到《中华工商时报》评论部、又调往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理论部），这期间一晃就是10多年，人事沧桑，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但我们却经常找机会见面，谈论的多是经济理论、改革思路之类的话题。
这些年钟朋荣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在北京的时间也不多，但他的一些思路、提法，包括一些他认为还不成熟的想法，以及这些思路和主张的形成过程，我都约略知道。因此介绍或说研究钟朋荣的学术思想和他的主要政策主张、理论创新，我具备了较多的有利条件。但我不希望把这本书写成、也不希望读者把这本书看成是关于钟朋荣个人的“宣传手册”或“传记”。我希望把它写成、也希望读者把它看成是整个经济学界的中青年学者群体——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并即将成为振兴、繁荣和发展中国经济科学的中坚力量——成长历程的一个缩影，一次小结和反思。
1999年夏秋之交，我开始动笔写“这本书”。但接下来的周折令我始料不及——看了我已经写好的几万字初稿，钟朋荣犹豫了：“中青年经济学者好像还没有哪位出这种学术评传，这本书出来后会有什么影响呢？你看这件事是不是先停下来？”我当然尊重传主的意见。于是写作中断。直到2002年秋马立诚先生为出这套丛书找上门来，我却因工作紧张而很难挤出多少写作时间，怕不能如期交稿，于是有了另位几位作者，和我一同完成这本书余下的写作任务。
一篇文章把他送进中南海
1．高规格座谈会上的年轻“主角”
1987年12月8日，还差半年多才能结束研究生学业的钟朋荣，在《经济日报》“理论探索”版头条位置发了一篇3000余字的理论文章，题为《按商品经济要求改革投资体制》；时隔不到两个月，1988年2月2日，他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第二篇文章又在同一家报纸同一版面发表。
就在这两篇文章发表中间的一段时间，1988年1月19日，来武汉开会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特意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的主题是“供需平衡及建立企业自我调节机制”，参加会议的人员由湖北省委办公厅负责安排，有湖北省委副书记钱运录（现贵州省省长）、武汉大学教授曾启贤、中南财大教授张寄涛、周俊等湖北地区最权威的经济理论专家，以及湖北省、武汉市相关经济主管部门的负责人。而这次座谈会的主角，就是中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钟朋荣。——芮杏文同志以座谈会的形式，代替了原来计划的单独约见。
和参加会议的学者、官员们见了面、握了手，芮杏文取出从北京带来的那张《经济日报》，在桌上摊开，报纸上那篇钟朋荣的文章满是圈圈点点。芮杏文同志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同志们来座谈一下。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叫投资饥渴症，或者叫需求过旺。我国目前的问题是物价上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中央、国务院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上海工作时为了这个问题开过两次座谈会，不久前看到钟朋荣的这篇文章，和我的观点差不多。也就是说，我们的企业，缺乏自我约束的功能。我们企业投资的规模老是控制不住，是什么原因？
“现在企业所得税率很高，达55%，加上15%的调节税，15%的能源交通基金，这就是85%，企业是税前还贷，贷款利率也很高，企业还要留福利基金等，这样企业交税后，留利只有百分之十多一点。这种留利水平，不可能实现企业用自有资金投资，需要投资时，还是国家投资、放贷。这样一来，企业自然不用承担责任，没有投资风险，只要能把项目争到手，它只管敞开口子要钱、花钱就是了，不用担心还贷。要执行税后还贷，就必须把企业的税赋降下来，但这样做，国家财政收入就少了，就与现在基建规模摊子铺得过大的差距拉得更大了，这个架子就支不住了。怎么打破这个僵局，既能使国家财政承受得了，又逐渐走向良性循环，这恐怕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现在都在讲企业技术进步、吸收科研成果，企业的发展一靠管理、二靠科技，来不断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加入国际市场。我在上海请人算了一个帐，大概最好的企业平均有5%的留利用于技术改造，这显然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我看过小钟的这篇文章，也谈到了这些问题。武汉的同志很有经验，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听听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看有什么办法走出这个困境。怎么走，这离不开实际，光明白道理不行，得能办得到，否则没有用。”
芮杏文同志曾长期在国家宏观经济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后又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是我国高层领导人中公认的投资问题专家。他的赞许和鼓励，使钟朋荣放下了一切思想包袱，在这些中央、省市领导和学术界前辈的面前轻松自如、侃侃而谈。他10年苦学钻研的深厚积累，他对投资问题、金融问题、企业问题的深刻见解，此刻变成了清晰的思路，泉涌般汩汩而出。他的发言不时被芮杏文同志和专家、领导们的提问打断，这反而给他的思路提供了启示，使他的发言更全面、更丰满。
后来，我有机会看到了那次座谈会的详细发言记录，到会的专家、领导同志们都有或多或少的发言，有的发言还相当精彩、深刻，但在我印象中，又大多由钟朋荣的发言引起，专家、领导们或补充、或完善、或表示不同的意见，就像是一个高规格的硕士论文答辩会。显然，这位年轻学子是这场“答辩会”的主角。
2．没想到成了头版头条新闻人物
会议结束了，湖北省委办公厅按照芮杏文、钱运录同志的嘱咐整理座谈会纪要，钟朋荣又回到他平静而紧张的学习、研究生活。他没有想到，1月19日的座谈，会使他成为《湖北日报》1月20日的头版头条新闻人物。
1月20日，《湖北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为改革奉献真知灼见》的新闻报道。此后连续几天，湖北省内及部分中央报纸也发表了以“中央领导赴汉选拔人才”、“一位研究生凭刻苦努力取得重要学术成果”等为内容的各类报道。湖北的媒体显然是把钟朋荣当作本省的骄傲加以宣传、以钟朋荣为榜样来激励本省的莘莘学子和青年学者的。
这次座谈会距离钟朋荣研究生学业结束刚好是半年时间。早就对钟朋荣欣赏有加、把他当作学坛新秀并提供过不少帮助的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夏振坤提出，希望钟朋荣能到省社科院来，除作为科研人才马上评定为副研究员外，还让他担任当时湖北省唯一的社科期刊《江汉论坛》的主编——钟朋荣几年间以中专学生、中专教师、大学研究生的身份在这份综合社科双月刊上竟发表论文十四篇，是湖北经济学界在该刊这一时期发表文章最多的人。
同时作出反应的还有他的母校中南财大。财大校领导明确表示希望他能留校，他的导师、财大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寄涛教授更对他寄予了厚望，提出争取等他一毕业就破格评为副教授，把研究所的学术创新重担挑起来。
而这些，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一篇文章和一次座谈会以及此后连续不断的关于钟朋荣的新闻报道。他们更爱惜这个人才。钟朋荣还是钟朋荣，所不同的只是，他在武汉的知名度更高了，校园里的学生在谈论他，武汉的市民在谈论他。
3.那篇“成名作”并不神秘
从1984年开始，以扩大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在全国全面展开。随着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企业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投资需求迅速膨胀。也许是因为以前投资、消费的欠缺太多了，我们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一旦开启，就异常地旺盛，使有限的供给捉襟见肘、不敷支用，基建规模逐年大幅度上升，能源、原材料等短线产业成为瓶颈产业，需求拉动加上成本提高的推动，使物价大幅度上涨。中央、国务院面对这种状况，采取了控制预算内国有企业投资规模、加强投资项目审批等办法，但收效不大。预算外企业的投资增加值比预算内企业的投资减少额多出几十倍。1987年，在紧缩、控制的口号下，全国基建规模仍比上年提高了30%以上。
钟朋荣的文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表的。
钟朋荣在文章中提出，投资体制不合理是宏观经济运行不顺畅的根本原因，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我国投资体制必须进行五个方面的转变：
一是盈利性投资由政府决策向企业决策转变。
钟朋荣在文章中说，作为商品生产者，投资决策权是企业首先必须具备的经营自主权。投资由企业决策与由政府决策相比，一个根本性区别就是，后者投资的责权利是分离的，由此引起投资效益低下、投资需求缺乏自我约束机制等种种弊端；前者投资的责权利可以结合在一起，投资成功，企业可以从中得利，投资失败，损失由企业自己承担。这使企业一开始就割断了与政府部门的“父爱主义”关系，有助于企业真正实行自负盈亏。投资由企业决策还具有明显的优点，就是企业内含着强大的实现供给结构适应需求结构的动力。作为商品生产者，只有生产市场欢迎的商品才能获利，否则就无利可图。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会促使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及时地进行投资或调整投资，以改变生产结构。因此，凡属盈利性投资项目，不论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其决策权都应由政府部门转向企业。只有那些非盈利性投资项目，因企业不愿干或干不了，才需要由政府进行投资决策。
二是企业自有资金形成的资产由国家所有向企业所有转变。
钟朋荣说，企业投资的非生产化是当前投资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种倾向的产生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企业用自有资金所建立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不归企业自己所有，而是归国家所有。这样，企业在自有资金的运用上就有两种选择：或者是用于生产性投资，通过投资，将自有资金转为国有资金；或者是用于发放奖金和用于住宅等非生产性建设，为本企业职工谋福利。在这两种选择中，企业及其职工当然是倾向于选择后者。如果企业用自有资金所建立的固定资产归企业自己所有，这种新增资产能为企业和职工带来更多的远期利益，则企业及其职工在自有资金的运用上就会作新的考虑，促使企业及共职工积极主动地进行生产性积累，以谋取将来的更大利益，特别是在外界竞争的压力下，企业更会这样做。因此，将企业自有资金形成的资产的所有权由国家转向企业，是投资决策权下放后克服企业短期行为的根本措施。企业自有资金形成的资产包括：企业直接用自有资金建立的资产，企业用自有资金还本付息的贷款所建立的资产，企业在资金市场上筹集的各种资金所建立的资产。
三是投资资金由软预算约束向硬预算约束转变。
自“拨改贷”以后，企业一般不能直接从财政取得投资拨款，而只能从银行取得投资贷款，或从资金市场上直接获取投资资金。目前，由于银行贷款和企业直接融资的本息由税前支付，实际上是通过财政减少税收为企业支付本息，资金的运用对企业来说是软预算约束。钟朋荣认为，正因如此，企业的投资需求总是趋向无穷大，而且对利率信号几乎没有反应。鉴于我国企业的信用程度低，贷款倒帐现象大量存在，为硬化投资的预算约束，首先要变信用贷款为抵押贷款。企业要取得投资贷款，必须用相应的财产作抵押。企业到期若不能偿还贷款，银行可以变卖企业财产。因此，企业破产也就成为硬化投资预算约束的另一重要条件。此外，硬化投资预算约束还必须将投资贷款和直接融资的还本付息统统由税前移到税后，即由企业留利支付。这样，企业的还本付息都是实实在在的，借了款后想赖帐也赖不掉，而且，每支付一定数额的贷款本息，企业就要减少同等数额的留利，职工奖金福利也要作同比例的减少。如果投资失败，受损失的将主要不是国家，而是企业和职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贷款就不是“赠品”，而是真正的贷款；企业就会自我约束对贷款的需求，只有当预期利润高于贷款利息率时，企业才会借款投资。
四是银行的性质由政府机构向企业转变。
这是谈到投资问题时必须弄清楚的重要方面。钟朋荣对我国金融体制现状谙熟于心，他指出，我国现有的还不是经济实体，而是负责办理政府投资拨款的行政机构。它没有发放贷款和制订利率的自主权，也不承担贷款失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贷款的经济效益对银行及其职工的经济利益基本上不发生影响。要使投资贷款对工商企业真正形成硬预算约束，发放这些贷款的银行必须成为企业。这就要求将现有银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专门办理政府投资拨款的金融机构，可称为投资管理局，它是不负盈亏的政府机构；另一部分是专门办理企业投资贷款的商业银行，这些机构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作为企业，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它不承担任何宏观调节任务。在收入分配上，银行利润在照章纳税后，按规定比例提取银行发展基金、呆帐准备金、奖金和福利基金。在这种情况下，呆帐损失的增加，就意味着银行利润和职工收入的减少，银行为自身利益，必然要努力提高贷款的使用效益，减少呆帐损失。
五是投资的宏观调控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转变。
钟朋荣认为，宏观经济控制的方法取决于微观经济组织的性质。当时在国有经济范围内，企业在投资活动中对利率信号缺乏灵敏反映，国家不可能通过利率的变动来调节企业的投资行为，只好通过行政命令的办法来控制投资规模和调整投资结构。但是，在企业投资权限扩大和资金来源增加的情况下，单靠行政命令控制投资很难收到良好效果。即使控制住了投资总量，却不能将总量控制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控制的结果，无论是长线部门的投资还是短线部门的投资，无论是高效益投资，还是低效益投资，都同样被一刀切。因此，随着投资银行的企业化和企业投资预算约束的硬化，国家对投资的宏观控制，应逐步由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
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钟朋荣提出这五个转变，不能不说是超前的、有理论深度和有战略眼光的。现在看来，他的这些建议契合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和理论，事实也证明，从1987年直到现在，我们在投资领域的改革政策也正是照着文章的思路进行的，这“五个转变”，有的已经转变、有的则正在转变的过程中。
4．中南海来了位年轻才子
198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张借调函把正面临毕业选择的钟朋荣召到了北京。经芮杏文同志推荐，他参加了由中办牵头组织、著名经济学家林子力任负责人的价格、工资改革方案课题组。据说当时国务院办公厅也牵头组织了同一课题的小组，同时开展工作，由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任课题组长。显然，这个课题十分重要而且急迫。
中办的这个小组就住在当时的中办招待所，那时芮杏文同志调到中央不久，也住在这儿，我有一天下班后到招待所来看钟朋荣，还看到芮杏文夫妇边在院里散步，边和钟朋荣他们这班年龄大小不一的学者在院子里聊聊天。我前后去了两三次，见他们的工作的确紧张，加上是为国家高层决策服务，有保密性质，以后就再没去过了。
大约不到两个月时间，中办课题组的工作可能是结束了，钟朋荣赶回武汉，那里还有毕业分配前的许多事情需要他回去打理。走前他告诉我，这两个月其实相当于试用期，考察考察这个人究竟怎么样，学问人品是不是都很优秀，组织上有留他在中办工作的意思，他先回去处理学校的一些事情，等候组织上决定他的分配去向。
暑假未过完，大约是八月下旬的样子，钟朋荣回到北京。他告诉我，他已被中办正式“要”到北京来，分配在中办调研室经济组。
从此以后，钟朋荣开始了新的人生。
中办调研室在整个中办系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机构，成立的时间也不长。它不是一个纯学术的研究部门，却要求这里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第一流的学术素养；它是直接服务于中央决策层的智囊班子，却要求工作人员真切了解全国的基层现实，及时掌握政策在全国各个环节的运作动态。他们不像首长的秘书那样只服务于一位首长，但又必须随时准备完成每一位中央书记交办的工作，或跟随首长视察、调研、出访。高素质、高效率、高度保密和高度责任心，是对他们的基本要求。
正因为如此，这些有着极高学术水平的智囊们，却很少有属于自己的学术文章或学术专著问世，他们的劳动成果，主要地体现在了中央的文件、国家的政策和首长的讲话中。在这方面，钟朋荣的工作是出色的，至今他当年的领导和同事谈起他那一段时间的工作，还是评价颇高，当年的几位中央首长，对这个朴实的农家子弟也都留有很好的印象，遇到什么问题，还愿意找“小钟”来谈谈。
钟朋荣做事的认真和踏实，近乎执拗，弄不明白，不肯罢休，而且事无巨细，他都合理地安排时间、有条不紊。然而“勤”才是他最大的特点：勤思、勤跑、勤动手。一个勤字，贯穿他的思想和人生，一个勤字，就是他勾画思想和描绘人生的那支笔。他的这些品质使他在中办如鱼得水。他工作上“上路”很快，刚到中办不久就已独立完成组织上交办的好几件调研工作；他“出手”也很快，连路途、调查座谈带起草写作，平时的积累和处处留心此时派上了用场，他的调查报告有实例、有分析、有理论、有结论、有建议、有步骤，洋洋万言，几天就可以脱手。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他离开中办调研室。个中工作细节，我以前从没问过钟朋荣，他也从来闭口不谈他工作的事，这好像是一种约定。这次要写这本书，本想加进一些他当时的工作情形，暗示之下，全无反应，我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钟朋荣“下海”多年，从未把他在中南海的经历当什么资本，去用来炫耀人前，或用来承揽业务。这是他的为人处世原则使然，也是他格外令人敬重的一点。
但所有这些，并没有让钟朋荣满足。他还有思想要表达，他还有目标要追求，而且还有精力要发挥。钟朋荣回忆起来，说那时中办调研室经济学专业出身并一直从事经济研究的，就是他一个，中办领导和调研室领导对他很器重，也很关照，说搞经济研究的人少，有些他可干可不干的事，就关照他不用干了，专心致志搞点研究。他初到北京的两三年里，家属还没有搬过来，他一个人住在中南海里面，经常是二十四小时不离开办公室，因此得以集中时间研究和写作。说起中办工作时的领导和同事给他的关照和鼓励，钟朋荣至今心存感激。他由衷地说，那是我学术上成长最快的时期，我能有今天的这点成绩，与他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不论是温家宝同志作中办主任时期，还是后来曾庆红同志任中办主任时期，中办都有一种鼓励业务钻研、业务讨论的浓厚氛围。不仅如此，中办领导对他生活上的照顾也让他倍感温暖，无论是分房、调家属入京和安排工作，还是他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职务提升，中办领导都尽了很大的努力。他的感激不是挂在嘴上，而是化作了加倍的努力。
他的文章，以很高的频率在《经济日报》、《金融时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经济研究》等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刊物上发表。他的文章结合当时的形势和实际特别紧密，因而大受这些报刊欢迎；他的专著、论文集也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平均一年两本，连续不断地问世。至今我还记得他刚出第一本、第二本书的时候，有些礼拜天，他写东西累了要“休息”，就骑自行车到各大小书店、到各大学去推销，他的皮肤本来就黑，一天下来，他更被晒得又黑又亮，但他似乎并不显得疲惫，晚上回办公室，还要继续闭门写作。报纸和出版社邀约的文章、书稿，他还得如期交付。到京未久，他便在经济学界名声鹊起。
还有，他还在大量地阅读：读最新的或最“古老”的、国内的和国外的学术专著，读他认为必读的几十份报刊和定期汇集的学术资料。那时资料室资料很全，有些资料唯一的读者就是钟朋荣，有时资料室的资料员就开玩笑，说小钟我们成了你的服务员了，结果他和资料员混得特别熟，后来人家还主动帮他查阅或整理资料，也让他十分感动。他还要参加许多学术活动，成为京城学术圈子里相当活跃的一个成员。他和朋友也偶有交往。他的妻子和儿子是在他当了近3年单身汉之后才迁来北京的，有时到了周末，他也带着妻子和儿子，骑车或倒公共汽车串门访友，或约朋友一家逛逛公园，虽然并不悠闲，总是来去匆匆，准点到准点走，给人感觉，就像是还他欠下家人的债一样。他的精力、他的细致、他的效率，一直令我感到不可思议，跟其他朋友谈起钟朋荣，我曾用了一个夸张的字眼：“可怕”。
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环境，使他在中南海的大红宫墙里像一簇朴实的米兰，旺盛地开着，芬芳不仅留在院内，而且透过高高的大红宫墙，悠远地播散。90年代初期，老一辈的学者把他和另外三位杰出的青年学者——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樊纲、中国人民大学的魏杰、北京大学的刘伟并称为“京城四少”，作为青年一代经济学家群体的标志性人物。这一称谓，渐渐取代了他80年代末的另一个“雅号”——“钟投资”。
学术生涯始于价格研究
1．研究价格基础理论
讲到个人成长的体会，钟朋荣特别强调集中二字。作为一个研究人员，刚刚起步时，基础知识不是很宽，在社会上也没有知名度，怎样能快快成长起来，他的经验就在于一个“专”字。
在钟朋荣刚开始从事经济研究的前四年，即1979至1984年，他把主要精力集中于价格基础理论的研究。
所谓价格基础，即决定不同商品之间比价关系的基础性的东西。比如，为什么一辆小汽车的价格是20万元，而一辆电动自行车的价格是2000元，即为什么小汽车与电动自行车的比价关系为100：1。
价格基础理论，实际上也就是广义的价值理论，包括价值理论，生产价格理论，以及种种价值的派生形态。
根据马克思经济理论，商品价格的基础是价值，即生产商品时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但现实生活中的价格变化是以价值为基础，随着供求关系的波动而浮动。供求关系导致价格变动这一现象，并不能改变价格由价值决定的本质。因为不同商品的交换，本质上是人们交换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
价值和生产价格是相互联系的两种价值形态，生产价格是价值转形。钟朋荣将马克思生产价格理论的研究过程归结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剩余价值在观念上转化成了利润。生产商品耗费的是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物化劳动的价值和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等于商品的全部价值。但生产商品所费于资本家的仅仅是资本，工人的劳动被当作资本的一个要素来使用。因而资本家所注意的是他在购买这些劳动时花费了多少资本而不会去顾及工人生产商品花费了多少活劳动。剩余价值就表现为成本价格以上的增加额，并把这个增加额看作是全部垫支资本的产物。这样，剩余价值就转化成了利润。马克思说：“剩余价值，作为垫付总资本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所取得了利润这样一个转化形态”。
第二步，把利润率作为比较利大与利小的标准。资本家既然把剩余价值看作是预付资本的产物，他们在比较彼此之间所获得的利益大小时，就不会将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相比，而是和全部预付资本相比，这就是利润率。
第三步，各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原本是不一样的，影响利润率高低的因素主要有：剩余价值率的高低，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资本周转速度的快慢以及不变资本的节省，在钢铁行业，机器制造业等部门中，资本有机构成很高，因国家资本使用的活劳动较少，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少，利润率就比较低。
第四步，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导致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如上所述，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是不一样的，于是，资本家都将资本转移到有机构成低、利润率比较高的行业。资本转移的结果，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低、利润率高的行业，等产品降价，相反的行业的涨价，结果使价值转化成以生产价格，即各行各业不是按价值来决定商品的价格，而是按生产价格出售商品，导致利润率平均化，即各部门所得到的都是平均利润率。
2．抓住价格改革热点
在我国很长一个时期内，价格基础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因为我国从5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40多年内，一直实行计划价格，即所有的商品价格都由政府的物价部门制定。既然是政府定价，就有一个怎样把价格定得合理的问题。因此，这就涉及到制订价格的基础。于是，一大批经济学家都参与价格基础的讨论。关于价格基础的讨论，在我国已继续了40多年。讨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6年至1958年。这一阶段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制定价格的唯一依据是生产该种产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孙冶方。第二种观点认为，制订价格的主要依据是价值，但要考虑到供求变化，要照顾人民的生活消费，这种观点的代表是张翼飞。第三种观点认为，制订价格的主要依据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规律，这是“主轴”，而价格只是“次轴”。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骆耕漠。
第二阶段是从1959年至1964年。这一阶段的讨论是在孙冶方的《价值论》一文发表后展开的。该文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价格问题。该文发表后，价格基础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生产价格这一问题而展开的。
第三阶段的讨论从1979年开始，直到80年代末，共持续了十多年。这次讨论的背景是，国家要对长期形成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一个现实问题是，把不合理的价格调整为合理的价格，那么合理价格的依据是什么，即以什么样的基础所制订的价格才是合理的价格。
这一时期的讨论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按生产价格订价；第二种观点主张按成本利润率订价；第三种观点主张按双渠或多渠价格订价。而主张双渠或多渠价格的代表则是钟朋荣。
1979年开始，钟朋荣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价格基础理论。围绕这一问题，他研究《资本论》，研究前苏联、东欧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
3．最早提出多渠价格论
关于价格基础问题，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发表在《江汉论坛》1981年第2期，题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形成的基础及其依据》，全文7000字。随后，他相继在国内多家刊物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价格吗？》（1981年）、《关于生产价格引起的高积累问题》（1982年）、《关于生产价格的几个理论问题》（1983年）、《利改税与多渠价格》（1984年）、《价格基础讨论述评》（1985年）、《论双渠价格的不足》（1985年）、《也谈最佳定价方法》（1986年）、《价格改革中的七大关系》（1987年）、《多渠价格是价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客观转形》（1887年）、《收入价格论的创新与不足》（1989年）。
在上述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钟朋荣还撰写了《价格基础论》的书稿，书稿约10万字，该书尚未出版，至今仍是油印稿。
关于价格基础问题，钟朋荣自1981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开始，一直到1987年，经过多年不断的研究，步步深入，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其主要理论观点在《多渠价格是价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客观转形》（陕西财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一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该文认为多渠价格是社会主义价格形成的基础。多渠价格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根据各部门和企业盈利支出的方式和比例确定价格中盈利计入的方式和比例，以保证各部门和企业所实现的总盈利在作各项扣除后，最终能得到等量劳动收入率。
多渠价格论的主要支点是劳动收入率。
钟朋荣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企业来说，其主人不是资本家，而是劳动者，他们生产产品时不仅占用资金，而且耗费了自己的劳动。劳动耗费对于资本家来说是成本，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则是投入。这就引起了企业生产目的和平等要求的深刻变化。
首先是生产目的的变化。资本家追求的目的是M（即剩余价值），而V（工资）不是目的，只是资本家生产M的手段。社会主义企业则不同，他们追求的目的不是M，而是V+M/X。V为工人的工资，M/X即M中留给企业并最终分配给工人的部分。正如捷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所说，“如果人们不用主观愿望和想象来代替现实，那是不能否认这种矛盾的存在的：企业总是采取一切手段来争取直接为自己的物质利益服务的基金，也许还要争取使上交给国家的缴款、税款等等达到较低额以发展企业本身。”“直接利益就是工资基金和离它最近的分成基金。对国家的缴款和生产基金和工资扣款，不属于企业的利益。”①由于企业所追求的是V+M/X，各部门的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所要“瓜分”的就不是社会总利润，而是全社会的V+M/X总和。
接下去，钟朋荣研究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的平等原则和竞争向导。凡学习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资本主义企业的所费是资金，所得是利润，因而不同行业的平等原则是等量资金得到等量利润。正是以此为指引，使资本在各部门之间转移，从而形成了生产价格。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的平等要求不是等量资金得到等量利润，而是等量劳动得到等量劳动收入。从所得看，他们所关心和计较的不是利润，而是等量收入；从所费看，他们所计较的主要还不是占用了多少（国家）资金，而是付出了多少劳动。他们在判断某个行业利大还是利小时，其判断标准不是资金利润率，而是劳动收入率。劳动收入率是劳动收入与劳动支出的比率，用公式表示：劳动收入率=劳动收入/劳动支出×100%。在部门竞争中，每个企业都以劳动收入率为指南进行资金转移，哪个部门劳动收入率高，就把资金和劳动投入到哪个部门。各部门因资金有机构和周转速度等客观原因的差别，本来会影响到部门之间劳动收入率的差别，但竞争和资金转移的结果，必然导致各部门不同的劳动收入率的平均化，从而形成社会平均的劳动收入率，即企业的主人——职工无论在哪个部门劳动，无论生产什么产品，等量劳动都能得到等量劳动收入。随着劳动收入率的平均化，价值也就发生了转型，由价值转化成多渠价格。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钟朋荣关于价格基础的研究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其研究方法也是马克思研究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时的方法，只不过，钟朋荣是以社会主义企业生产关系的特征进行研究的。文中，钟朋荣对社会主义企业生产关系的本质有了较深刻地把握，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因企业的主人不同，所得和所费的内容不一样，平等原则和平等要求也不一样。
钟朋荣的以上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80年代前半期中国国有企业的状况。在国有企业，企业厂长、经理和职工所追求的不是资金利润最大化，而是劳动收入最大化。但是，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这只是一种理论模式，在中国社会主义企业中从来也没有变成现实。
此外，马克思所研究的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是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自然转化过程，马克思只是对这一客观现实进行了理论描述。而钟朋荣所说的多渠价格，是为政府提供制订计划价格的依据，即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只有按多渠价格为基础订价，才能满足不同行业的平等要求。按照多渠价格制订计划价格，所有的商品都按这种计划价格出售，人们无论在哪个行业进行商品生产，都能实现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要求。
围绕价格体系的调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一个价格研究中心，该中心由薛暮桥先生牵头。价格中心大约是在1985年至1987年期间也曾提出过以多渠价格为基础调整价格体系的方案。该方案的思路与钟朋荣同志的思路或许是英雄所见略同。但钟朋荣毕竟是早在1981年就提出了关于多渠价格的初步思路，经一步步的完善，于1984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多渠价格理论体系，因此，钟朋荣仍然是多渠价格理论的最早提出者。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价格改革由调为主转向了以放为主。在此以前，价格改革的主要内容为政府主动地调整价格体系，力求使产品的比价关系由不合理调到基本合理。所谓以放为主，即政府放弃计划价格，由市场决定价格。政府不定价，也就不需要研究价格基础。
此外，经过产权制度的改革，企业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企业的主人已经由全体职工（尽管在实践中尚未完全实现）变成了股东（包括国有股东），工资由企业的目标变成了企业追求目标的（利润）的成本，企业的平等原则由劳动收入率变成了资金利润率，因此，钟朋荣所提出的多渠价格理论就失去了原有的生产关系基础。中国的价格形成基础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价格基础就没有什么两样。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钟朋荣的成长与价格基础的研究有着密切关系。价格基础的研究，毕竟是他理论研究的起点，也是他走入经济学界的起点。
年轻的《资本论》专家
1.背诵《资本论》研究《资本论》
中国的经济学家中，有一大批都是《资本论》专家。特别是年岁较大的一些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资本论》占了主要部分，有些人正是靠《资本论》拿到各种文凭，又正是靠《资本论》评上讲师、教授等职称而成为经济学家的。因此，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研究《资本论》的都是些老先生。
然而，中国也不无年轻的《资本论》专家。钟朋荣就是其中一个。
说起研究《资本论》，钟朋荣还真的没少下功夫。《资本论》中的一些名词解释，一些主要段落，钟朋荣都能背的出来。钟朋荣曾当过5年《政治经济学》老师，用过几种高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系统地讲授过十多次。在课堂上，学生很少看到钟朋荣拿讲稿，发现他能将政治经济学中许多名词、术语的解释一字不改地背下来，私下里称他是一本“活辞典”。
钟朋荣从来就不是一个只满足于背书的人。早在中学时期，他就是闻一多中学数理化成绩顶尖级学生。当时闻一多中学有一个三人组成的数学小组。这三个人当然是全校数学成绩最优的，其中一人为钟朋荣，另一人为现任华中理工大学副校长王延觉。当时他所表现出的特点是，老师讲用A办法解题，钟朋荣偏要想出B办法。
虽然原先钟朋荣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并不深厚，但他在一开始学《资本论》时，就用研究的态度去学习。正因这样，他从1981年就开始在全国性刊物发表研究《资本论》的论文， 5年时间里，共发表20多篇，总计10多万字。
2．试图攻克转形难题
在《资本论》研究中，有一个尖端的问题，即转形问题。凡是学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论述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形时，只是将其中的利润进行了转化，即将利润转化成了平均利润，而没有同时将生产价格中的成本也进行转形。
翻开《资本论》第3卷，第184页，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原先假定，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等于该商品生产时所消耗的各种商品的价值，但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对它的买者来说，就是成本价格，并且可以作为成本价格加入另一个商品的价格形成，因为生产价格可以偏离商品的价值，所以，一个商品包含另一个商品的这个生产价格在内的成本价格，可以高于或低于它的总价值中由加到它里面的生产资料的价格构成部分，须记住成本价格这个修改了的意义，因此，必须记住，如果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把商品的成本价格看作和生产该商品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那就可能有误差”。
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误差的存在，但并没有提出解决误差的办法。正如钟朋荣在他的文章中所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没有提出消除‘误差'的办法。因为，在这里马克思所要着重说明的是，具有不同利润率的各生产部门，如何通过竞争而形成平均利润率，商品价值如何转化为生产价格等等，至于如何消除价值转化中的‘误差'，对于当时的研究来说，并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就像陈景润把哥达巴赫猜想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加以攻克一样，当时的钟朋荣也要下决心攻克马克思所留下的这一经济学的哥达巴赫猜想，于是下了很大功夫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在我国经济学界，研究转形问题的学者很少，其他几位学者都是老专家，在年轻人中，当时似乎只有钟朋荣一人。
1984年，钟朋荣在《江汉论坛》发表了一篇万余字的长篇论文，题为《价值转化中的“误差”及消除办法》。在这篇文章中，钟朋荣把一个非常深奥的理论问题与当时的价格改革联系起来了。
当时我国正面临着一场价格改革的任务。1985年以前的价格改革，是将扭曲的计划价格体系，调整为比较合理的计划价格体系。假定经过大家讨论，合理的价格体系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就要将以前的价格体系改为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的价格体系。按《资本论》中所讲述的转形方法，只是将既定的社会利润，改为按资金利润率和各部门的占用资金分配，并计入各种产品的价格中，各种产品原有的成本部分保持不变。这样，上述“误差”就必然存在。钟朋荣认为，这种“误差”对经济生活会造成如下影响：
第一，从整个社会来看，一些行业消耗掉的生产资料无法更新，简单再生产难以维持；另一些行业又有大量补偿基金用于扩大再生产。
第二，从整个社会来看，一方面生产者的消费水平得到了不应有的提高，另一方面非生产领域劳动者的消费水平遭到了不应有的下降。
这些影响都是由“误差”造成的。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在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过程中消除“误差”。
怎样消除“误差”？对此不少国外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英国学者布尔基维克斯在1970年前就提出了解决“误差”的办法。大意是：假定一个只进行简单再生产的社会，共有三大部类。其中第Ⅰ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Ⅱ部类生产消费资料，第Ⅲ部类生产资本家的消费资料。三大部类的产品价值构成及其去向如下：
产出 投入
第Ⅰ部类：C1+V1+m1=C1+C2+C3
第Ⅱ部类：C2+V2+m2=v1+v2+v3
第Ⅲ部类：C3+V3+m3=m1+m2+m3
以上（1）式表明，第I部类的产品价值等于三大部类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2）式表明第Ⅱ部类的产品价值等于三大部类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价值；（3）式表明第Ⅲ部类的产品价值等于三大部类所生产的剩余价值。
用X、Y和Z分别表示第I部类、第Ⅱ部类、第Ⅲ部类的产品生产价格与价值的比率，用r表示社会平均利润率，则上述三式可用生产价格表示：
产出 投入
Ⅰ部类：（C1X+V1Y）（1+r）=(C1+C2+C3)X
Ⅱ部类：(C2X+V2Y)（1+r）=(v1+v2+v3)Y
Ⅲ部类：(C3X+V3Y)（1+r）=(m1+m2+m3)Z
这里（1）式表明第I部类的产品生产价格等于三大部类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生产价格，（2）式表明第Ⅱ部类的产品生产价格等于三大部类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生产价格；（3）式表明第Ⅲ部类的产品生产价格等于三大部类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当第Ⅲ部类的有机构成等于社会平均有机构成时，则Z=1。于是我们就可以解议程求出X、Y、R的值。用X分别乘以C1、C2、C3，便可得到三大部类不变资本的生产价格；用Y分别乘以v1、v2、v3，便可得到三大部类可变资本的生产价格；用R分别乘以各部类的部资本，便可得到各部类的平均利润；各部类的总资本加平均利润便是它们的生产价格。
迈克尔·霍德华和约翰·金认为（见《经济学译丛》1982年第2期，第64至65页），布尔基维克斯上述办法是以第Ⅲ部类的有机构成等于社会平均有机构成为前提的。这个前提只是一种特殊情况。“如果第Ⅲ部类的有机构成不等于平均水平，布尔基维克斯的方法就不会提供满意的解答。”
他们认为，布尔基维克斯的办法中，含着使马克思的价格转化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是：第Ⅲ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等于社会平均构成。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就会出现总利润不等于总剩余价值，总生产价格不等于总价值，价值体系中的利润率不等于生产价格体系中的利润率等情况。
钟朋荣则认为，成本构成中的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正如利润向平均利润转化是个渐进的过程一样，是商品生产者数百万次交易活动的结果。这个过程很难用公式表述。
3．重点研究生产价格
1981年至1985年期间，钟朋荣的研究重点是价格基础理论。围绕这一课题，钟朋荣对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作了比较系统地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关于生产价格的几个理论问题》（1983）和《多渠价格是价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客观转型》（1987）等论文中。
《关于生产价格的几个理论问题》于1983年发表于《江汉论坛》，全文9000字，该文研究了四个问题：第一，生产价格中应否包括地租；第二，个别生产价格应如何计算；第三，中等构成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与价值是否相等；第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根本原因，但为什么生产价格的产生又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
关于第一个问题，钟朋荣研究后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竞争过程，必然要把绝对地租卷入到生产价格的构成中”。
关于个别生产价格，辞海的定义是：个别生产价格等于“个别商品生产者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费用加平均利润的总和”。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的定义是：个别生产价格“等于个别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按照上述解释，个别生产价格的计算方法有如下两种：
（1）、个别生产价格=个别成本价格+部门平均预付资本×平均利润率。
（2）、个别生产价格=个别成本价格+企业实际预付资本×平均利润率
经过研究，钟朋荣认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个别生产价格是按上述公式（2）算得的。”
“个别生产价格的计算公式应该是上述公式（2）而不是公式（1）。按公式（2）计算个别生产价格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一方面说明，企业要获得较多的超额利润，不仅要压成本，而且要尽量减少单位产品的资金占用量；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企业要降低个别生产价格，不仅要从成本上找原因，而且要从占用资金上找原因。”
关于中等构成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与价值是否相等，按马克思的分析，生产价格与价值的背离是由于两个原因引起的：“1、加在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上的，不是该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而是平均利润”。由于平均利润与剩余价值不相等，从而也就引起了生产价格与价值的背离。“2、一个商品的这种同价值偏离的生产价格，会作为要素加入另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因而，撇开对商品本身由于平均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差额而产生的偏离不说，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已经能包含同。该商品中所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的偏离。”这就是说，即使平均利润与剩余价值相等，生产价格与价值也会发生背离。经过研究，钟朋荣认为，如果把利润和成本价格两个因素的变化都加以考虑，那么，中等构成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与价值就不等了。但中等构成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与价值也不是完全不能相等。如果把引起生产价格与价值背离的两个因素都加以考虑，原来具有中等构成的商品，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之后，仍然具有中等构成，则中等构成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与价值就是相等的。
在回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根本原因，但为什么生产价格的产生又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时，钟朋荣经过研究后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各部门之间才存在利润率的显著差别，正是这种差别，才引起了资本在部门之间的流出流入。
第二，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资本才具有在不同部门自由转移的社会条件。
第三，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资本才存在不同部门之间自由转移的技术条件。钟朋荣曾写过一本专门研究价格基础的小册子，约10万字，至今仍未出版。小册子的书名为《价格基础论》。在《价格基础论》的小册子中，钟朋荣将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归纳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明确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生产目的，从而明确全社会的资本家瓜分的对象是什么。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所追求的目的是利润，不同部门资本家在竞争中瓜分的内容是社会总利润。
第二步，明确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竞争的向导。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竞争的向导是利润率，资本家正是通过利润率的高低来判断哪些部门利大，哪些部门利小，从而决定向哪些部门转移。
第三步，明确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平等原则。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平等原则是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
第四步，根据上述平等原则确定社会总利润在各部门之间分配的原则，从而说明社会总利润按这一原则瓜分后，价值必然要向生产价格转化。反过来说，只有按生产价格出售商品，上述平等原则才能得以实现。
马克思的上述四个步骤，归结到一点就是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行为中发现价格基础，把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看成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利益均衡的结果。钟朋荣之所以要研究马克思的方法论，是为了从中寻找研究社会主义价格基础的方法。而钟朋荣研究多渠价格论时，正是受到马克思上述方法的启迪。
1987年，钟朋荣作为一名研究生而应邀参加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全国知名《资本论》专家、厦门大学教育胡培兆第一次见到了钟朋荣，不禁讶异道：“看过你的许多研究《资本论》的文章，还以为你是个老先生，没想到你是这么年轻的《资本论》专家！”然而，《资本论》的学习对钟朋荣而言只是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打基础，他并未把研究《资本论》当作他一生的研究方向。但每接触一个领域，就努力使自己达到这一领域的“专家级”水平的这种坚韧和严苛的自我要求，使钟朋荣的研究始终站在一个坚实厚重的基础上。
与导师一起研究短缺经济
1．经济学界的科尔内热
1986年前后，我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股科尔内热。当时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在校的研究生，几乎将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作为描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经典著作来学习，就像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描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经典著作一样。
这时钟朋荣还是中南财大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他对科尔内的经济学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并与导师张寄涛教授联名发表了四篇研究《短缺经济学》的长篇论文。之后，钟朋荣又在北京大学主办的《经济科学》杂志发表了“四种短缺理论与中国的短缺现实”一文。学习、钻研一个问题、一种现象都能达到一个出色的专家的水准，这就不难理解钟朋荣日后为什么会一鸣惊人，做学问做到那么一种高度了。
科尔内是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曾担任世界经济计量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短缺经济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由于在本书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传统模式下的社会主义经济所作的深刻分析而在国际经济学界享有盛名。该书1986年在我国出版，随后多次再版。
钟朋荣算是这本书的忠实读者。全书分上下两册，共50余万字，钟朋荣读了多少遍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在写此文时，钟朋荣给作者送来他所读过的这两本书，书上全是圈圈点点，凡是有空的地方，几乎都写满了体会、批语等。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钟朋荣与导师张寄涛教授合写了四篇专门研究科尔内短缺理论的文章。四篇文章都发表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上。
2.研究科尔内的四篇论文
第一篇文章题为《短缺，社会主义经济在传统体制下的共同特征》。该文共分五个部分：一、《短缺经济学》概述；二、四种短缺现象及其相互关系；三、短缺与磨擦；四、短缺与预算约束；五、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短缺现象。
该文提出，对于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来说，短缺已是习以为常的事。经济学家们也曾经用许多术语来描述这种短缺现象，如“紧计划”、“经济过热”、“卖方市场”等等。
在我国经济学界，一直是用宏观决策失误，即用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不平衡来解释短缺。科尔内认为，短缺现象长期、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不在宏观失控，而在于微观的软预算约束和造成这种软预算约束的经济体制。文章在介绍了科尔内的观点后指出，不可否认，宏观失控、国民收入超分配也会造成经济生活中的短缺，但是，传统体制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活动中经常存在的短缺现象不能都简单地归之于宏观决策失误，而是存在着深刻的制度原因。只要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存在，微观经济运行机制没变，则短缺现象就不能根本消除。
第二篇题为《短缺条件下的经济运行》。全文也是分为五个部分：一、软预算约束条件下的企业行为；二，没有价格条件下的经济运行；三，有价格存在条件下的经济运行；四，货币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双重作用；五，对科尔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的评价。该文在系统介绍科尔内关于社会主义短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机制之后，对科尔内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作了这样几点评价：第一，科尔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论述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性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短缺经济学》是一部真实反映传统体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点的代表作，和以住那种局限于对生产关系本质解说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相比是一个突破。第二，科尔内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例如，他关于社会主义企业行为的分析，关于短缺对企业当前生产和投资活动的调节分析，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分析，不同程度上都适用中国。第三，科尔内全书的分析以企业行为作基点，把企业行为和预算约束硬度密切相联。这是一个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点的新思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涉及微观经济结构的认识，具有启迪意义。
第三篇题为《科尔内的价格思想与我国的价格改革》。
科尔内的价格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价格的调节作用是预算约束硬度的函数；短缺引起价格上升，而价格上升却无助于短缺的消除；国家能够管理的只是质量参数，很少的标准大批量产品。该文重点分析科尔内的价格思想对我国价格改革的启示：
首先，价格的调节作用要以企业硬预算约束为条件。在企业预算很软的情况下，过多地放开价格，只能引起经济生活中不必要的混乱。因此，他们主张，在价格改革中应坚持这样的原则：企业的预算约束硬到哪一步，计划价格就放到哪一步。
其次，在转轨时期，为了有助于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可根据产品的短缺强度划分价格权限。哪种产品的短缺强度减弱了，价格权限也就随着下放。这样既可实现国家订价向企业订价的过渡，又可防止价格成为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的保护伞。
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一书中虽然没有正面阐述有关改革主张，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已孕含着他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和观点。钟朋荣和他的导师认为，ⅡB模式即是科尔内所主张的目标模式。
科尔内根据经济运行的协调机制，将经济体制划分四种模式：直接的行政协调，即IA模式；间接的行政协调，即IB模式；无控制的市场协调，即ⅡA模式；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即ⅡB模式。
IA模式和IB模式都是通过纵向的信息流和行政的力量来协调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商品流通。区别在于，前者通过指令性计划指标协调，后者通过政府掌握一套“经济杠杆”，用间接的办法对企业进行调节。
ⅡA模式和ⅡB模式都是通过企业间的横向信息流和市场力量来协调经济的运行。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宏观调控系统，后者有宏观调控系统。
因此，钟朋荣和导师在第四篇文章，即《<短缺经济学>与科尔内的ⅡB模式》一文中认为，ⅡB模式是《短缺经济学》的必然结论。同时，他们对科尔内的ⅡB模式作了系统的评说。他们认为，ⅡB模式与企业所有制形式有关。关于ⅡB模式的所有制基础，科尔内虽然没有作明确规定，但他的态度很清楚。他主张国家所有制和其他各种所有制形式应当平等竞争，自然选择。
3．消除短缺的办法在于制度变革
在对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进行系统研究后，钟朋荣以此为基础，接着又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几种短缺理论进行了研究，于1998年在北京大学主办的《经济科学》上发表了《四种短缺理论与中国的短缺现实》一文。
短缺是社会主义经济在传统体制下的共同特征，这一结论已为大多数人承认。但是，对于短缺的原因和消除短缺的办法，经济学家们的看法都很不一致。这些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即“软预算约束论”、“宏观决策失误论”、“价格刚性论”、“供给不足论”。钟朋荣显然是赞成科尔内的软预算约束论。因此，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下述四个重要观点：第一，软预算约束是我国当前短缺和积压并存的根源；第二，宏观决策失误是一定时期内加强短缺的因素，而不是短缺持续再生的原因；第三，供给不足是某些需求有限的产品短缺的原因，而不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短缺的原因。钟朋荣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短缺可以分为制度性短缺和决策性短缺。制度性短缺又可分为软预算短缺约束的制度性短缺和价格刚性的制度性短缺。对于大多数产品来说，短缺的直接原因在于软预算约束引起的需求无限；对于少数需求有限的商品来说，短缺的直接原因在于软预算引起的供给不足。因此，消除短缺的办法就在于通过制度变革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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