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理论精要
为中国有产者正名
1．对有产者的态度事关中国前途
20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从无产者变为有产者。随着有产者数量的增加和资产的膨胀，中国社会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在政策上、在实践中，政府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鼓励有产者的成长；而在理论上，则继续认定有产者是剥削者、“吸血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钟朋荣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归纳为四句话，即价值是工人的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资本家的利润乃至全部资产都是由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工人联合起来将资本家打倒，将资本分掉，打之有理、分之有理，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
于是，在中国社会面临许多现实问题，需要理论家回答。如，我们的社会舆论怎么办，是让这些有产者提心吊胆、随时准备收手不干，或随时准备向外转移，还是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在自己的国土上施展才华？我们的法律怎么办，是继续只保护公有财产，还是同时保护所有的合法财产？我们的政策怎么办，在贷款、税收以及外贸等许多方面是平等对待，还是对民营企业实行歧视政策？我国国民的心态怎么办，是“红眼病”、“杀富济贫”，还是以勤劳致富的人为楷模，尽快使自己也成为有产者？所有这些，都需要从国家的利益、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正确认识，并做出选择。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钟朋荣对私有财产、有产者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写下了《关于有产者的十大论题》、《为何要为有产者正名》、《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反思》等长篇论文，并出版了《民富论》一书。
《关于有产者的十大论题》最初发表于《中国企业家》杂志，随后，国内数十家报刊转载，有十多家大报以整版的篇幅转载，《中华工商时报》则在头版以钟朋荣和记者对话的形式发表题为《私有产权合法化也是创造财富的动力》的整版文章。一时间，钟朋荣的文章在整个社会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在这篇文章中，钟朋荣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先富起来的一批人的基本判断是，两个绝大多数，即绝大多数人是勤劳致富，绝大多数人是合法致富。
钟朋荣在这篇文章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将长期以来对财产的两分法发展为四分法。长期以来，我们仅仅从资产的归属，即仅仅从所有制上观察财产，将财产分为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两大类，并形成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即公有财产好，私有财产坏。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判断的基础上，才形成了一系列的公有化运动。
钟朋荣认为，仅仅从所有制归属上划分财产是不够的，还应当进一步从这些财产的客观使用和最终归宿上加以划分。公有财产虽然在所有制形式上属于公有，但在客观使用和最终归宿上不一定都是公用，其中只有一部分公用，这种财产可称为公有公用财产；有一部分私用，可称为公有私用财产。例如，以前我国的小汽车和城市住房都属于公有财产，但这些财产长期甚至永远归私人所用。有的人利用特权分得几套房子，名义上是公家的，但事实上成了他的私有财产，其后代拥有事实上的继承权，这种继承权不是法律上的继承权，而是使用上的继承权，对他家来说，这些房子除了不能出售变现外，其他方面与他家的私有财产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他的儿子、孙子可以一代一代地用下去。公有私用财产最典型的是公款吃喝。一桌酒席，价值几千上万元，国有企业买单。这桌酒席被吃掉之前是公有财产，吃掉以后是什么财产？
同样，私有财产也可分为两部分，即私有私用财产和私有公用财产。私有财产被其所有者及其家属、后代吃掉、花掉、消费掉才是私有私用财产，凡是没有被消费掉的部分，名义上归他私有，客观上则是为社会公用，包括为大众提供就业岗位，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提供税收。这些财产在社会属性和最终归宿上，与公有公用财产没有任何差别。钟朋荣将这类财产称为私有公用财产。钟朋荣认为，这些财产的所有者只是在法律上拥有这些财产的所有权，并依据这种所有权对财产进行管理，但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并没有消费这些财产。结果，这些财产比公有财产管理得更好，比公有财产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国家税收。所有者只不过是一个管理者而已。
因此，钟朋荣认为，整个社会的财产不是按所有制形式分为公有和私有就了结，而应该分为四大块，即分为公有公用财产、公有私用财产、私有私用财产、私有公用财产。钟朋荣认为，这种四分法不是他的主观臆想，而是客观事实。
将财产由两分法发展为四分法，这是钟朋荣的一大发现，也是钟朋荣对经济学理论的一大贡献。经过这一划分，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私有财产的本质，更加客观地认识到有产者的本质。正是在这种划分的基础上，钟朋荣认为，小老板为自己干，大老板为别人干。因而，不能一概地认为资本家都是“吸血鬼”，许多大老板虽然是巨富，但他个人消费很少，大量财富被积累起来，名义上归他所有，客观上为社会所用，他只不过是管理者，是一个“活雷锋”。为了积累财富，为了管好财产，自己每天干十多个小时，年年如此，月月天天如此，结果积累了很多财产，为他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而自己一辈子累死累活、消费很少。钟朋荣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失业大国，很需要这种“活雷锋”。通过这种四分法，钟朋荣试图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即把财富集中在国家就好，放在私人那里就不好。钟朋荣认为，多少财富集中于政府，多少财富藏富于民，关键在于哪种方式才能更好地管理这些财富，让这些财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人民大众创造更多的福利。
2．让更多的中国人成为有产者
钟朋荣说，财产的公有制和私有制，是两种所有制形式；而财产的公用制和私用制，是指财产的实际用途和最终归宿。公有制和私有制讲的是制度，公用制和私用制讲的是机制。法律并没有规定私有财产必须公用，但由于种种原因，所有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财产变成了公用。经过分析，钟朋荣认为，产生这种机制的因素有以下几种：
第一，财产所有者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问题已经解决，他们将自己的财产用于生产经营性活动，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谋生，也不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是为了成就事业，实现自我价值。强烈的事业心使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把企业办大。
第二，激烈的市场竞争。在竞争中，企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使自己的事业能够存在并发展下去，必须不断地上规模、上档次。因此，自己就必须把尽可能多的财力和精力用于企业的发展，用于消费和个人享受的部分就极为有限，在时间和精力方面更是如此。钟朋荣认为，这是资本家（同时也是企业家）与封建地主的重要区别。
第三，社会荣誉感和人们的好胜心理，使许多老板必须把尽可能多的资金和精力用于企业发展。钟朋荣认为，小老板求利，大老板求名。做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与作家写小说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了求名，都是为了实现自我，只不过，作家的作品是小说，他们用更多、更优秀的小说来实现自我价值，他们向社会奉献的是精神食粮；而资本家的作品是企业和资产，他们用更大的资产规模和更优良的经营业绩来实现自我价值，他们向社会奉献的是资产。尽管这些资产在法律形式上没有捐献（就如同作家的版权），但因为这些资产已经变成了私有公用财产，实际上也是对社会的奉献。
在作了以上分析之后，钟朋荣提出，我们的国民要用更开阔的心胸看待有产者，而不是用狭隘的眼光看待他们。中国社会有产者越多越好，越大越好。我们的国民心态、社会舆论，我们的法律和政策，要把中国社会办成一个培养有产者地沃土，使更多的人通过自己的勤劳，通过创造和积累，由穷光蛋变成有产者，由小的有产者变成大的有产者。
钟朋荣出生于一个“贫下中农”的家庭。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因家无立锥之地，长期在地主家当雇农。他老家在长江北岸的湖北浠水，祖父钟显成在长江南岸的鄂州市一个村子为地主家当长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回到家乡。钟朋荣在《为何要为有产者正名》一文中说，为有产者正名，是出于一个经济学者的社会责任。他说，“我从来没有把经济学的主张与我的家庭或个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当经济学家一个起码的条件是要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如本书其他篇章所述，钟朋荣是一个以学习和研究《资本论》起家的经济学家。因而，他对有产者的上述一整套看法，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接受马克思经济学的教育。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他学会如何正确看待我们的历史，如何判断历史的合理性。当历史发展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当我们面临如何选择未来发展道路的关头，深厚的理论功底、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促使他仗义执言：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历史，我们更不能让历史重演，在国家大义、民族大义、人民大义面前，容不得半点暧昧、容不得任何含糊其辞和模棱两可，我们只能选择“Yes or No”。
主张多积累，反对高消费
1．扩大投资才是拉动内需的资本之策
如果说将美国的凯恩斯称为“奢侈”的经济学家，钟朋荣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吝啬”的经济学家。他一贯反对浪费，反对高消费，主张节俭，主张积累和投资。
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整个美国经济全面下滑，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扩大消费，反对节俭。当时凯恩斯所面临的是市场疲软，而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也是市场疲软；凯恩斯所研究的是就业问题，中国现在所要解决的也是就业问题。那么，我们能否将凯恩斯的理论原原本本地搬到中国？在许多人热衷于重新引进凯恩斯理论时，钟朋荣却基于他对中国国情的调查和研究，提出以投资拉动内需为主，而不是以消费拉动内需为主的政策主张。
凯恩斯甚至认为，过多的储蓄是对社会的犯罪，节俭已经不再是人类的美德，“建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都可以增加财富”。国内有的经济学家也提出，“某些腐败性消费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对于近几年鼓励人们贷款买房买车的现象，钟朋荣不以为然。他认为启动中国市场主要不应该是消费启动，而应该是投资启动，通过扩大投资来扩大社会需求总量。
比较中国当前的失业与凯恩斯所面临的失业，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当时美国、英国、法国虽然也有近千万人的失业，但正如凯恩斯所说，这种失业主要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由于需求不足，大量机器设备闲置，只要有足够的需求，将已有的生产能力都开动起来，失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当时他所研究的失业是一种短期分析，因为他所面临的失业，不是没有工厂，而是没有市场；不是没有就业岗位，而是没有有效需求。
而中国近两亿人口的失业，其中约有1.5亿是长期问题。他们的失业，不是因为没有需求，而是因为没有就业岗位，是劳动力总量大大超过了现有生产条件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总量。要提供这么多就业岗位，只能通过大规模投资，建更多的工厂和学校，造更多的耕地和林场，修更多的道路和码头，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钟朋荣减少失业和扩大内需的基本看法。
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都提出通过扩大住房建设来拉动内需，为此政府也出台了不少政策。钟朋荣不支持这种观点，却照理表示认为，住房作为消费品，在其建设过程中虽然也会增加一些就业，但所增加的就业岗位很有限。他说，我国的确有一部分城镇居民严重缺房，但恰恰是这些人工资水平很低，每月只有三四百元，买不起房子。为什么收入低？因为他们劳动生产率低下。用个形象的说法，他们是拉板车跑运输，创造的就那么点财富。因此，应当帮他们先造“车”，而不是先造房。有了“汽车”使，他们变“板车”运输为“汽车”运输，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收入增加了，这时再考虑给他们造房子。
在大学作报告，每当钟朋荣讲到上述观点时，就会有学生提出：我国已经有大量商品积压，如果再扩大投资，再造更多的工厂，岂不是进一步增加积压？
钟朋荣的回答是，中国的产品过剩不是总量过剩，而是结构性过剩。如果是总量过剩，则说明中国已经非常富，富得无事可做。其实不然，中国可做的事很多。如果继续在过剩行业去增加投资，当然会造成新的积压；如果在那些投资严重不足的瓶颈行业扩大投资，则不是造成新的积压，而是使大量没有得到满足的社会需求得到满足。
钟朋荣认为，投资最终是为了消费，因而投资需求最终也受制于消费需求，但不同的领域从投资到消费的链条长度和时间跨度差异很大。比如投资办学，从投资到最终消费有一个长长的链条，其间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包括：投资办学——学生深造——学生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工作——生产出更好的投资品——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消费品——最终消费。这个周期少则七八年，多则十几年。在此期间，投资的增加都不会限制最终消费，而且会派生出巨大的消费需求。
从90年代以来，政府接二连三出台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措施，其中包括连续7次降低存款利率，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或者说打击了人们的存款积极性。钟朋荣认为，在中国现阶段，不仅不应该降息，而且应该升利息，要保护老百姓来之不易的存款热情。中国现在需要钱的地方太多了，造桥、修路、带动就业都需要巨额资金作后盾。
2．“再造100个北大”
钟朋荣针对失业问题，提出了有名的“四造”主张，即造地、造路、造人、造环境。尤其是投资办教育，更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一个重要措施，因而他提出“再造100个北大”的口号。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经常放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为什么一定要鼓励人们吃光花光，难道除了高消费就不能扩大内需、启动市场吗？再造100个北大，我不相信市场启动不了？他的分析是：
首先，大规模的教育活动，需要更多的人从事教育工作，这就直接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就业机会。如广东省40余所民办中小学校就解决了3万余个工作岗位。全国到1997年底，民办教育就一共提供了52万个就业岗位。
其次，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推迟了就业时间，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总量。因为上大学，青年的就业时间就从18岁推迟到了22岁，可以大大减轻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如果我国大中学生在校人口比率能够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在校生就能增加1500万人，劳动力供给就能减少1500万左右。而中年人包括下岗职工们拿出半年、一年的时间进行学习深造和专业训练，也可以减轻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
再次，将一批低素质的劳动者培养成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高素质劳动者，有利于他们适应新的产业和工种，特别是有利于他们到国际市场找事干，这样也有利于增加就业。最后，通过扩大民办教育，会对学校建设物品形成巨大的需求，从而会增加相关企业的就业。大规模地办学，会带动钢材、水泥、桌椅板凳、电脑、电器等许多产品的需求，从而会使这些行业的就业岗位增加。
与消费启动市场相比，教育拉动既启动了市场，又为子孙后代造福，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减轻了很多家庭的后顾之忧，可谓一举几得。
1997年、1998年钟朋荣向社会宣传“四造”，特别是要扩大大学规模，要“再造100个北大”等，报纸、电视、电台等媒体曾进行了大量的报道。1999年，国家教育部门正式决定大学扩招。可以说，钟朋荣在这一问题上功不可没。
3．把艰苦奋斗作为国策
面对市场疲软，中国是否还应该把节俭作为美德？我们这个国家是否还有必要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这个问题既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个重大的道德问题。钟朋荣的基本观点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失业问题严重、资金极度短缺的国家，艰苦奋斗还应成为一项长期的国策。他说，我们要百般地珍惜人们的储蓄热情，鼓励人们尽量多地储蓄，同时要开辟一系列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使储蓄充分转化为投资，提高老百姓的资产收益率。
钟朋荣认为，从我国情况看，储蓄和节俭能否转化为投资，又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整个社会是否有足够的投资空间，使所有的储蓄都能转化为投资。这一点，钟朋荣经过研究认为是不成问题的。他说，中国社会需要做的事太多了，因而投资空间巨大，不要说7万亿储蓄，就是再多几个7万亿，也能找到投资空间。第二，用什么办法将储蓄充分转化为投资。为此，钟朋荣列举了6种转化办法。其中，他尤其主张多发展一些规模较小的区域性市场。他认为，发展区域性市场，有利于投资者与企业的直接接触和深入了解企业，从而有利于将资金优先交给优质企业使用，有利于提高投资回报率。
在《低息逼人消费还是高利诱人投资》一文中，钟朋荣针对政府连续7次降息提出，我们要用回报率高的企业和股票吸引老百姓投资，而不是用连续降息的办法迫使老百姓消费。这两者决不仅仅是扩大内需、启动市场的方法的差别，而是关系到两亿失业人口能否尽快获得就业岗位，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得到较快地发展的根本性区别。
中国的“饭碗专家”
1.三次再版的《造饭碗》
作为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国最短缺的是什么？是就业岗位。用钟朋荣的话讲，最缺的是“饭碗”。两三亿人无事可做，对国家而言是资源的巨大浪费，对个人而言是人生的莫大痛苦。钟朋荣研究中国经济学，他无法越过这个问题。他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为中国的老百姓找更多的“饭碗”。
1998年，集钟朋荣多年研究成果的学术专著—《谁为中国人造饭碗》出版，随后每年修改和补充30%左右进行再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董辅礽、刘国光分别给这本书的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作序，并在序中对钟朋荣的思想和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谁为中国人造饭碗》自1998年第一次出版就成为经济类畅销书，现在已再版三次仍是洛阳纸贵。
研究就业问题，首先要对我国的失业总量和失业率有一个正确的统计。钟朋荣说，我国统计部门所公布的失业率为城镇登记失业率，失业率为3％左右。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指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为了反映我国失业的全貌，钟朋荣提出在现有的失业统计基础上，至少要加入三大块：一要加入未统计失业；二要加入隐蔽失业，即在岗失业；三要加入农村失业。因为农村人口是中国的大头，失业统计中是否加入农村失业，对我国失业总量和失业率的统计至关重要。
要解决失业问题，就要对我国的失业问题有正确的认识。我国现存的失业问题，从主流看，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是经常现象还是因经济周期造成的暂时现象呢？如果是总量问题，是经常现象，则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是通过扩大投资规模，增加就业岗位；如果主要是结构问题，是因经济周期造成的暂时现象，则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是调整就业结构，增加失业救济。钟朋荣通过研究认为，从我国失业的实际情况看，不排除有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但主要问题是因劳动力总量大大多于就业岗位总量而造成的总量性失业。因此，解决中国失业问题，不是靠就业结构的调整或增加失业救济金所能了事的。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需要通过扩大投资规模，大幅度增加就业岗位，不是增加几百万或几千万个，而是要增加几亿个。
要扩大投资规模，增加就业岗位，就涉及到许多大的政策思路。比如说，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把增加就业放在第一位，还是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第一位。前几年，我们比较强调稳定物价，结果把物价压成负增长，成绩确实不小，老百姓从降价中确实得到了不少实惠。但应看到，这一成绩是靠牺牲巨大的就业机会换来的。
两三个亿的失业人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力资源的大量浪费，意味着一大批家庭的生活贫困甚至生存危机，意味着中国社会潜伏着巨大的不稳定因素。那么多人没事干，生活无着落，偷和抢就在所难免了。如果失业问题长期解决不好，偷和抢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方式。失业对当事人来说，不仅意味着收入的减少或丧失，更主要的还在于心理上的创伤和社会地位的下降。因此，钟朋荣认为，我们的政府要关心人们的疾苦，莫过于关心两三亿人的失业问题；我们的政府要给人们送温暖，莫过于给失业者送去一个就业岗位。
2．把增加就业作为宏观政策的重点
1993年，钟朋荣就在《经济日报》发表过题为《扩大民间投资，增加社会就业》的文章，随后又在《经济日报》相续发表了《鼓励人们为自己造饭碗》、《怎样鼓励人们为自己造饭碗》、《对就业问题要给予更多的关注》等文章，提出要把增加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
钟朋荣认为，适度的通货膨胀对抑制消费、筹集建设资金、扩大社会就业，是有一定帮助的。当然，通货膨胀的积累功能和筹资功能要有一定的条件，即通货膨胀是温和的，没有超过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否则，会使人们产生更高的通胀预期，将大量资金用于购物保值、购金保值、购房保值，等等。大量社会资源因保值而处于闲置状态，反而不利于资金的筹集，不利于增加就业。从我国1988年抢购风以后近10年的实践看，我国的物价上涨率只要不超过10％，广大老百姓是能承受的，对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是有益的。
为了增加就业，需要扩大投资。但如果是乱上项目，投资再多，也无益于就业的增加。几十年来，我们年年喊投资膨胀，国家年年让老百姓勒紧腰带搞建设，但就业岗位的增加为什么那么慢，失业人口为什么那么多，就是因为投资效益太差，浪费太大。我国之所以有那么多无效投资，主要是投资体制问题。钟朋荣将这种体制概括为三句话：即投资决策的主体是政府官员，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投资风险主要由国家或由老百姓承担。因此他提出，投资体制改革，关键是在投资领域实现三大转变，即项目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由银行贷款转向股票、债券直接融资；投资的风险由国家承担或全民承担转向项目决策人和出资者自己承担。
投资体制改革的背后，就是金融体制改革。钟朋荣认为一个好的金融体制，要同时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能调动人们多储蓄、多积累的积极性。通过大家拼命地积累，使整个社会用于造饭碗的资金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将这些资金用到刀刃上，一个钱当作两个钱用，使同样的资金能造更多的饭碗，没有损失和浪费。
我国金融体制的特点是，把老百姓的钱都憋到银行，然后由银行按“所有制标准”，主要贷给了国有企业。在中国最短缺的是资金，浪费最大的也是资金。要改变这种状况，钟朋荣提出：必须按“股份化、商业化、市场化”的原则，对现有的银行“大锅饭”体制进行改革。通过改革，在银行系统建立起自我约束的机制。但这种改革比较缓慢。在现有银行体系的改革没有到位之前，扩大股票直接融资，应当成为金融改革的重点。扩大直接融资，除了新上项目主要通过募股集资外，在公司上市方面也要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由控制上市规模变成控制上市条件。上市条件可规定三条、四条不等。如第一条，上市企业必须连续三年利润率在10％以上；第二条，上市公司的投资方向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等等。只要符合这些条件，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应同等上市。这样，在股票一级市场上，就会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形成买方市场，让众多上市公司和原始股票去追逐投资者，像银行拉存款一样，上市公司千方百计地推销原始股票。这样，投资者就会从容选择，在众多的原始股中选择更好的、回报率更高的。通过精心选择，买下的股票就不会轻易卖掉，因为分红大大高于银行的存款利息，买股票的目的就是为了分红，而不是为了短期炒卖。通过这个办法，使社会资金直接流向效益好的企业或项目，提高社会资金总体使用效益。总体使用效益提高了，反过来，企业也可以给投资者更多的回报。由于一级市场迅速扩大，多数愿意做长期投资的股民就会由二级市场转向一级市场，转向买原始股票。这样，也有助于股票市场由赌博性、炒作性的市场变为真正的投资场所，更多的股民就会由关注宏观面的消息，转向关注企业的效益，关注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样，就会对企业投资行为和经营行为形成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
3．提出“四造”主张
减少无效投资，除了投资体制转轨外，投资方向也很重要。我国当前大部分工业品都严重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许多企业拿着巨额资金，或者是找不到好的投资领域，只好用于炒股票；或者是看到某种产品赚钱便一拥而上（如VCD），造成重复建设。
在1929－193年，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中，为了启动市场，复苏经济，美国实施了著名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就是：百姓不买政府买，消费不买投资买。
我国当前处于高增长、低通胀的时期，谈不上经济危机。但我国当前也确实面临着比较严重的市场疲软，面临着比较严重的失业问题，面临着许多投资者拿着钱不知道往哪里投的问题。如何启动市场，如何增加就业，如何为社会资金开辟新的投资领域，是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
其实，中国的过剩是低层次过剩。中国并不是社会财富极大地丰富，人民的需求极大的满足，中国人已经无事可做了，中国的投资无处可投了。中国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关键是要找好投资的切入点。从宏观面上看，什么东西处于瓶颈状态，这一领域就是我们投资的切入点。—这是典型的钟朋荣式的方法论。
中国主要的瓶颈是什么？是耕地，是基础设施，是大学，是第三产业。而这些方面的投资，大多数都是长线投资，都是为后人造福的投资。从事这种投资，也就是把今天的资源买走，为明天的中国人造福；把今天闲置的劳动力，变成明天发展的基础。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钟朋荣提出了他著名的“四造”理论：
第一，造地。即通过开荒造地，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化为森林、牧场、渔场和良田；第二，造路。即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把剩余劳动力转化成铁路、公路和堤坝；第三，造人。即鼓励社会投资，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把大学办成加工高级劳工的人才加工厂；第四，造环境。让更多的人从事第三产业，改善生活环境，特别是改善城镇生活环境，如城市的绿化、美化、净化，提高生活质量。这些领域的投资在中国相当一个时期内都不会过剩，因而投资风险较小。
4．鼓励民间投资
那么，下一个问题便是：谁来投资？或者说：“谁为中国人造饭碗”？
钟朋荣指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投资主体是政府，那时当然主要由政府来为人们造饭碗。现在投资主体多元化，应鼓励民营企业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同时也要鼓励大众通过劳动积累实现资本积累，自己为自己造饭碗。
为了鼓励民间积累和投资，除了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降低税负，放宽对民间投资领域和经营领域的限制外，更重要的是更加强对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以此消除人们积累和投资的后顾之忧，增强人们积累和投资的动力。特别是那些资产规模较大，积累能力较强的民营企业更是如此。要从法律上、从人们的观念上形成一个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机制，关键要对私有财产有个正确认识。用于投资的私有财产为社会增加了就业，为国家增加了税收。如果有，更多的人都这么做，整个社会的就业机会自然就迅速增加。
钟朋荣还进一步指出：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不能光把眼睛盯在国内，还要鼓励人们到国外找饭吃，鼓励外国人来帮助我们造饭碗。鼓励中国人到国外找饭吃，一是要扩大出口，二是要扩大劳务输出。为了扩大出口，关键是要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人民币汇率要适当下调；第二，要对所有的企业，包括所有的民营企业下放外贸经营权。扩大劳务输出，除了放开劳务经营权外，提高输出劳工的素质也极为重要。为此，我们在高等教育问题上要转变观念，要把大学变为培养高级劳工的人才加工厂。同时，鼓励全民投资办大学。大学多了，更多的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到大学深造，不仅能提高人口素质，也有利于延缓就业压力，而大学的扩张本身就可以为一大批人提供就业机会。
钟朋荣研究中国的失业问题，不是简单地描述失业现象，也不是用一种消极的态度来揭露失业事实，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帮助政府出主意、想办法，积极解决失业问题。比如，在谈到大规模增加就业岗位时，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主张：实行就业优先的宏观经济政策，容忍适度的通货膨胀；要把艰苦奋斗作为中国的长期国策，靠勤劳节约，积累资金和扩大投资来解决中国的失业，而不是简单地靠扩大消费来解决；降低税负，使中国成为一个低税负国家；完善法律和舆论等投资环境，放宽投资和经营领域，以鼓励中外企业和投资者增加投资；通过开办小的股票交易所，让更多的企业上市筹资等金融改革措施，保证将资金优先用于支持高效企业，以提高广大居民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和整个社会的资金积累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金融通和分配中的作用等等。不难看出，钟朋荣的就业理论与他的投资理论、金融理论、企业理论等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理论体系。另外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大多数理论最终归结点，都是怎样为老百姓“造饭碗“，怎样让中国人富起来！
“很有成就的金融专家”
从一九七九年开始，钟朋荣对金融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以后，金融一直是钟朋荣重点研究、重点观察的对象。他结合中国金融体制现状，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有独到见解的文章，频繁出现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经济日报》、《金融时报》、《中国证券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权威报刊上。1979年至今他出版的17部专著中，《财政金融论》、《金融新现象剖析》、《三角债》、《中国通货膨胀研究》、《中国涨价风波》等著作都是专门或主要研究金融经济问题的。20多年来，他发表金融研究方面的文章100多篇，几乎每篇都有一定的反响。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谈到钟朋荣时曾评价道：“……钟朋荣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金融专家”。
1．认识储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金融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的新现象，于是在金融理论界也出现了异常活跃的局面。比如当时对储蓄存款的作用，就有几种意见，有的认为能减少社会总需求，有的认为能将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基金。而钟朋荣当时提出，这两点作用只有在特殊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才与银行的吸储活动有关。为了分析这一问题，他认为需要作三点区分：一要区分储蓄的作用与存款储蓄的作用；二要区分币值稳定条件下存款储蓄的作用与通货膨胀条件下存款储蓄的作用；三要区分银行的吸储活动在短期储蓄中的作用与长期储蓄中的作用。在储蓄的形式上，他首次提出：“有持币、存款、持券、储物四种。其中只有持币储蓄才能减少社会总需求”。因此，要压缩社会总需求，他主张，在不减少储蓄总量的前提下，应尽量变其它储蓄形式为持币储蓄形式。也就是说，在物价稳定的条件下，应取消期限较短的定期储蓄存款和活期储蓄存款，只保留期限较长的定期储蓄存款，这样既有利于减少社会总需求和节省消费基金向生产基金转化的费用，又可以保证储蓄总量不减少。
2．区分资金、货币与现金
曾几何时，我国货币理论中存在不少混乱，其突出表现为资金、货币、现金等概念的相互混淆。理论的混乱，在实践中会导致货币紧缩的失当，给经济生活造成不良影响。钟朋荣在仔细分析当时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表现和矛盾现象后指出：“由于混淆了资金与货币，在缺少资金时，大量增加货币；在缺少货币时，却又以为是资金不足而卡住不放。前者导致通货膨胀，后者影响经济增长。”
有一段时间，我国出现现金投放过多的情况，这一事实引起了不少人的紧张。为了控制现金投放，金融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紧缩措施，如收贷款、卡现金等等。要正确处理这一问题，首先要从理论上弄清楚。为此，钟朋荣发表了不少文章。他及时指出：“将现金的膨胀误认为是货币的膨胀，把控制现金作为控制物价的主要工作，这样很可能是紧缩过度。”“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货币的控制者，决不能把主要目光盯在现金上，依据现金投入的数量来决定政策的松紧，而应该把主要目光盯在包括现金和存款在内的货币总量上。只要货币总量的增加没有超过正常限度，无论现金增加多少都不必去管它。在货币总量没有突破的条件下，现金投入过多只是由货币形式的转换所引起的现金膨胀，而不是由货币总量增加引起的通货膨胀。这种现金膨胀不会加剧物价总水平的上涨。此外，由于阻碍转帐结算的种种原因尚未消除，存款货币与现金已经是两种不等值的货币（在购买同一商品时，现金支付比转帐支付的价格要低20%左右）的情况下，试图通过现金管理强制企业采用存款货币，其结果只能是阻碍正常的商品流通。”这些结论，没有对生活中各类经济现象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处处留心，是不可能得出的。
钟朋荣还对我国现金和存款流通速度的不同变化趋势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关于货币流通速度，我国经济学界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沿着一条递减的轨迹运动；另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按照递增的规律运动。而钟朋荣通过对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种种因素的分析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现金流通速度按递增规律运动，存款货币的流通速度按递减规律运动，总体货币也是按递减规律运动。他的这一研究，无疑是结合我国现实状况，对货币流通理论的创新与贡献。
3．研究资金双轨制
在对当时资金管理体制进行充分考察的基础上，钟朋荣撰文分析了“资金双轨制”存在四种形式，第一是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双轨制；第二是，计划内信贷资金和计划外信贷资金的双轨制；第三是财政性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双轨制；第四是国有资金和企业自有资金的双轨制。他认为，通过上述四种形式的资金双轨制，可以在微观经济组织的预算约束和宏观经济控制方法两个方面实现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过渡。“两个过渡”就是企业资金的软预算约束向硬预算约束的过渡，宏观经济管理的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过渡。钟朋荣提出的这些方法，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当时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而且为当时资金管理体制的完善指出了方向。
4．区分两种货币区域
无论何种经济政策，要达到预期效果，避免与政策目标相反的结局，最要紧的是制订政策要对症下药，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紧缩政策时，对我国经济的一些重要结构与重大关系要做到心中有数，并区别不同情况，采取相应对策。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大部分时间都实行以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为主要内容的紧缩政策。这一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对抑制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付出了代价。比如生产滑坡、效益下降、长期发展受损、改革进程延缓等等。钟朋荣在分析这一现象时认为：“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弄清我国经济的深层结构，贸然采取无差别总量紧缩政策。”他还形象地指出：“在现有条件下，这样紧缩的结果，扼杀的常常是能提供当期有效供给和长期有效供给的需求，安然无恙的倒是那些不能提供“有效供给”或以“亏本”为代价提供少量供给的需求。这如同在某个鸡圈里，减少饲料的结果，饿死的是有鸡蛋供给的母鸡，抢食的公鸡却存活下来。成功的紧缩，应当是养好“母鸡”减少“公鸡”的紧缩。只有这样的紧缩政策，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上策，因为它既能抑制通货膨胀，又不引起经济较大滑坡，且对长期发展的不利影响较小，还能为进一步的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创造条件。”
通过研究，钟朋荣根据对货币政策作出反应的不同程度，把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区分为两种货币区域：第一是消极货币区域，它指那些贷款规模对利率的变动基本上没有反应的经济活动或非经济活动；第二是积极货币区域，它指贷款规模对利率的变动能程度不同地作出反应的经济活动。他认为，紧缩货币政策可以在积极货币区域取得一定成效，但在消极货币区域往往失去作用。
任何经济都有自己的扩张与收缩周期。为了避免自发性周期的破坏作用，对过度扩张的经济进行自觉紧缩是完全必要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紧缩，而在于什么时候紧缩，特别是如何增强紧缩政策的有效性。钟朋荣认为，根本的办法是通过深化改革，增强微观经济基础对货币积极化的反应性，同时阻断积极货币消极化的渠道。他还进一步分析指出：“当前的紧缩要在不同的货币区域，采取不同的紧缩对策。总的原则是：对积极货币区域，运用经济手段，坚决抑制信贷需求；对消极货币区域，运用政治手段，强行约束政府和其它社会集团行为。”
5．紧缩性闲置与结构性闲置的不同对策
关于信贷与市场的关系，一般情况是，信贷膨胀则需求膨胀，商品供不应求。但我国在1989年和1990年期间，却出现了信贷膨胀与市场疲软并存的现象，如何解释这一现象？钟朋荣提出了紧缩性闲置与结构性闲置的概念。紧缩性闲置是指紧缩过度，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引起的闲置资源越多，企业的资金占用量也就越大，银行的贷款规模也就越大。怎样解决紧缩性闲置与信贷膨胀并存的矛盾？钟朋荣认为，主要措施可通过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扩大社会总需求，使即期总需求与现有资源所能提供的供给大体一致。这样做，在价值运动上，是变银行对工商企业的产品库存贷款为银行对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在实物运动上，是将物资用于建设项目。结构性闲置是指产业结构失衡引起的资源闲置。要解决这一问题，钟朋荣认为有四种办法：一是出口，二是转产，三是破产，四是停产。为了减少损失，停产不如破产，破产不如转产，转产不如出口。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为了减少闲置损失和资金占用，为了减少亏损补贴和由此引起的相互拖欠，应该尽快让一部分企业破产。
在研究金融市场的发展问题时，钟朋荣认为，发展中国金融市场，需要以下方面取得突破：把金融机构转变成企业化经营的实体；增加进入市场调节的资金量；扩大票据信用的领域；鼓励企业和个人加快进入投资领域；引导民间货币借贷市场健康成长；强化中央银行调控和管理金融市场的相对独立性。
6．关于汇率的见解
1994年，我国通货膨胀率超过20%，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却有所上升。面对这一状况，人们对汇率的走势都比较关心。1995年3月10日的《金融时报》用整版篇幅发表了题为“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访谈”，在这篇文章里，钟朋荣详细地解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在谈到如何看待人民汇率走势时，钟朋荣认为，1994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得益于1994年的汇率并轨。汇率并轨时，人民币兑美元的官方汇率由原来的1美元兑换5.8元左右下降到1美元兑换8.7元左右，贬值52%，极大地刺激了出口，同时也限制了进口。
新汇制实施后，外商投入的资本、产出的利润均按单一的人民币市场汇率结算，改变了过去外商投入资本以官方汇率结算，取得的利润以调剂市场汇率结算的不合理体系。这样就改善了我国的投资环境，增加了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过去企业以现汇留成的形式保留一部分外汇收入，取消外汇留成后，都必须卖给银行参加结汇。这样就使企业的外汇储存变成了银行的外汇收入。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外汇供大于求、人民币汇率上升的形势。
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局面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从长期看，人民币对内价值的变化与对外价值的变化关系如何？钟朋荣指出：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局面，只是暂时的。从长期看，人民币对外价值的变化与对内价值的变化是一致的，即对内贬值多少，对外最终也要贬值多少。
人民币对内贬值向对外贬值的传递，是通过进出口实现的。人民币对内贬值，首先导致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上升。这样，出口企业就会亏损，出口量就会减少，国内外汇供给也会跟着减少。由于供求关系的作用，汇率就会上升，一直升到出口有利可图为止。从目前出口换汇成本看，人民币汇率应该是1美元≥8.6元，随着国内物价上升，人民币汇率应进一步下降。
人民币对内贬值和国内市场物价上升，不仅能通过出口传递到汇率，同时也能通过进口传递到汇率。
此外，钟朋荣还就我国汇率在相当时期内是否可以保持稳定，下一步导致汇率上升的因素等问题做了具体而深刻的分析。
7．区分货币体外循环与资金体外循环
资金短缺是当时经济界研究的重点，从现象上看是银行的贷款短缺和企业的购买手段短缺，其实质则是企业生产和建设所需要的商品物资短缺。针对这一现象，钟朋荣指出：“造成这种短缺的具体原因很多，但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货币因素引起的资金短缺，另一类是由非货币因素引起的资金短缺。”针对这两种不同的短缺现象，钟朋荣进一步分析道：“货币因素引起的资金短缺，是指由于货币过多或货币不足，导致生产过程的物资流失或使大量商品物资不能进入生产过程，造成生产过程的物资短缺。这种资金短缺，可以通过减少或增加货币流通量加以消除。非货币因素引起的资金短缺，是指由于体制、政策等因素，使大量社会物资在正常的生产和建设过程之外被利用，导致正常生产和建设所需的物资不足。这种资金短缺只能靠体制改革、政策调整等途径去消除。”
在分析资金短缺时，钟朋荣还首次提出了区分“货币体外循环” “资金体外循环” 两种不同的“体外循环”和区分“三角债”、“线形债”两种不同的债务链，成为等当时引用频率极高的新概念。钟朋荣指出，资金短缺是与债务链相联系的一种现象。在分析债务链时，他区分了由货币不足引起的债务链，即三角债，和由资金不足引起的债务链，即线形债。货币不足引起资金短缺，其实质是由于缺乏交易媒介，一部分社会物资不能进入再生产过程，使再生产过程生产要素短缺。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几个紧缩时期。其他时期大量存在的资金短缺，不是因为货币不足使一部分社会物资不能进入生产过程，而是由于长线部门投资过多、价格双轨制、不正之风、企业资金管理不善、财政赤字等原因，使那些本来应该用于企业作为再生产要素的物质，被挪用于修建楼堂馆所，以及各种长线、低效投资。钟朋荣认为要消除这种资金短缺，根本办法是深化改革和加强廉政建设。
8．系统研究通货膨胀
钟朋荣对我国通货膨胀问题素有研究。在他的两本专著《中国通货膨胀研究》、《中国涨价风波》中，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历史与现状，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通货膨胀的观测，我国通货膨胀的体制原因，通货膨胀与信贷资金约束的关系，通货膨胀的产出、分配效应，通货膨胀下的收入补偿和会计对策等都作了细致的分析和深刻的阐述。国外在研究通货膨胀时，归纳出“成本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两种形式，而钟朋荣结合我国实际，在深入考察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即我国存在“倒逼型”的通货膨胀。他不仅提出了“倒逼机制”这一概念，对这一现象作了完整的理论解释，并且同时提出了解决办法。“倒逼机制”一词已被广泛使用，他提出的抑制通货膨胀要建立“三道闸门”的对策，现在来看，仍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
早在1987年，钟朋荣就发表了多篇关于开放我国资金市场的文章。那时他就强调指出：“就我国实际情况看，在银行的间接融资活动之外发展一些直接融资活动固然重要，但开放资金市场最重要的意义却不在于开放直接融资活动，也不在于发行一些新的融资工具，设立一些可以买卖这些金融工具的机构、场所，而是要彻底破除资金融通领域的供给机制和高度集中的信贷资金管理方法，将市场机制引入融资活动之中。”当时，他还发表了许多关于资金商品化方面的文章，论述了资金商品化在经济体制模式转换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意义。
9．关注证券市场
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以后，钟朋荣同样以极大的热情给予了关注。他每年都在《中国证券报》、《经济日报》上发表自己独特的观点，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倾注了自己的满腔热情。2002年5月至9月，《中国证券报》就连续发表了他三篇具有影响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痛陈少数上市公司鱼肉股民的现象，分析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的主要特征是多数公司的国有股“一股独大”，严肃指出国有股“一股独大”是上市公司种种弊端的重要制度根源。他认为：“国有股一股独大，在实际运行中表现为关键人‘一人独大'。这些人既不是所有者，原本也不是企业家，无论是产权激励还是个人能力，都难以保证这些人对广大中小股东负责。如果再加上其中某些人的道德水准低下，广大中小股东只好等着倒霉。如果上市公司没有大股东，股权极度分散，则公司的治理特征是，由一股独大变为‘无股独大'，即没有股权的经营者‘内部人控制'，成了上市公司真正的老大。这种状况与国有股一股独大没有本质区别，上市公司都是由一批花别人钱不心疼的人操纵。”因此，有效之策是让经过长期市场考验并已证明有经营能力的“野生企业家”（即民营企业老板）成为上市公司的掌门人和广大中小股民的代理人。
10．预言网络金融
钟朋荣对金融问题的研究不独限于现实金融问题，而且跨越时空，结合全球化趋势和互联网的发展，对未来的金融业态和其运行特点进行了预测。他在《网络时代：重构中国经济》一书中，用较多的篇幅研究了网络时代的银行。他认为，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货币进入了它的第五个发展阶段：电子货币。他深刻指出，货币是银行开出的、持有人持有的“欠条”。网络发展和电子货币运用，即是“欠条”上网流通。这会给银行和“欠条”持有人双方带来一连串的好处，更重要的是会带来整个经济活动效率的大大提高。同时，他也分析了网上银行的形成，会带来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比如银行人员的裁减等。
钟朋荣对金融理论研究不仅是涉及面广，更重要的是他每研究一个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新的理论归纳，而且还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善于把金融问题放到整个经济领域中去研究，这样他看到的不是局部，而是全部；不是表面，而是深层。他能把很繁杂的现象中抓住最本质、最要害的东西，然后进行理论抽象，形成独家观点，这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方法，更是一种独特有的理论思维。
当然，工作方法和研究能力还只是一个理论工作者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全部。“梅花得自苦寒来”。自从钟朋荣开始研究金融，大量的阅读、广泛的信息收集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更是他从读研究生时就养成的习惯。为了搞清楚金融运行的真实面貌，他和几十个银行行长和储蓄所主任交上了朋友，和银行界的“秀才”们时常交流。他曾集中专访了郑州市和台州市几十家银行，了解民间资金的流向和交易特征。国内几大银行总行举办的各种研讨会也常邀请他参加，各种论坛上都有他独特而冷静的声音。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钟朋荣的每篇文章，都会产生一种不小的“冲击波”。
系统研究中国通货膨胀
1.两本专著和几十篇论文
80年代初，钟朋荣已是湖北经济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他研究猎涉的范围较广，内容包括《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原理、物价、金融、税收、外贸、投资等领域。研究这些方面的论文也相继出现在湖北的《江汉论坛》、《学术月刊》以及外地的在全国很有影响的《金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等学术刊物上。那时，他仅在价格理论研究方面就发表了40多篇论文，加上对其它方面的研究共发表论文80多篇。
1984年至1989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上下对此十分关注。钟朋荣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了对通货膨胀问题的专门研究。1987年，他把自己的硕士论文定为对通货膨胀的研究。1988年下半年的硕士论文答辩时，他的《中国通货膨胀研究》一书的初稿已经完成，随后由江西人民出版社以“中青年学者论著丛书”出版。这部系统研究当代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学术专著，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有关理论问题，以及通货膨胀的表层与深层原因、分配效应、产出效应等进行了论证与分析，并从加强信贷约束的角度，提出了治理通货膨胀的思路。该书出版后，《经济日报》等全国多家报刊发表了评论，当时同属于青年经济学家的樊纲也在《经济研究》发表对该书的评述，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物价问题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又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所在。面对涨价，个人消费者关心日常生活水平的升降，企业经营者关心如何增加盈利，减少亏损，政府决策者关心如何用较低的物价水平换取较高的增长率，并使涨价的负效应减少到最低限度。1991年钟朋荣将上述三方面问题统一起来，通过丰富的现实材料和深刻的理论分析，写出了他的第二本研究通货膨胀问题的专著--《中国涨价风波——实况、原因、影响、对策》，直接或间接地回答了各类读者关心的问题。书中分析了造成价格扭曲的原因，提出了理顺物价关系的设想和措施，预测了物价变化的趋势，为决策层、企业界和消费者提出了面对涨价对策。
钟朋荣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在研究通货膨胀问题时，他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对我国从1935年到1989年出现的几次大的通货膨胀作了系统的分析、归类和定型。他认为，在他研究的这个时间区间内，共发生过五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建国初期的通货膨胀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且那时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建立，所以建国以后发生的通货膨胀主要有四次。第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引起的通货膨胀；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抑制型通货膨胀；第三次是1979年开始由价格调整引起的通货膨胀；第四次是1984年开始由工作失误和双重体制造成的通货膨胀。钟朋荣认为，从通货膨胀产生的历史条件看，这四次通货膨胀都是在公有制条件下产生的。所不同的是，前三次通货膨胀都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发生的；后一次通货膨胀则是在经济决策权部分分散化的双轨体制下自下而上发生的。此外，钟朋荣还分别就建国后四次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特征、影响等作了详细的分析与区别。可以说，这是钟朋荣对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研究的贡献。
从1987年到90年代未，他对中国通货膨胀的考察和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两本专著之外，前后发表文章也有几十篇之多。
2．通货膨胀中的财政与企业
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常常被看作是一回事，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现象。前者反映货币流通的状况，是指流通中的货币量多于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量，通俗说来，通货膨胀就是货币太多了；后者反映物价水平的状况，是指物价水平比以前上升了。这是钟朋荣对上述两种现象所作的严格区分。他在对二者的因果关系、时间关系、速度关系等一一作了分析之后指出，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是原因，物价上涨是结果，但有时也有因果颠倒，即先有物价上涨，后有货币增加；在时间上，物价上涨一般比通货膨胀迟一年左右发生；物价上涨的速度有时等于通货膨胀，有时快于或慢于通货膨胀。在价格放开的条件下，过多的货币通过物价上涨表现出来，这是开放型的通货膨胀；在价格管制的条件下，通货膨胀的结果不是物价上涨，而是商品短缺和货币流通速度的被迫迟缓，这是抑制型的通货膨胀。前者，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的治疗剂，涨价正是可以将过多的货币收回来；后者，过多的货币不能通过涨价吸收，只能滞留在人们手中。
人们反对通货膨胀，是因为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有受损者必有受益者。钟朋荣对此作了详细分析：在涨价中，债权人的一部分利益被债务人无偿占有，债权人是受害者。因为债务人向债权人借债后，虽然到期如数偿还，但因货币已贬值，债务人实际收回的购买力小于他当时所借出的购买力。另一种是出口方的部分收入在暗中向进口方作了转移。当时我国实行的是汇率双轨制，即由国家统一分配的那一部分外汇实行固定汇率制（本币换外币），企业留成的外汇在外汇市场上出售，实行浮动汇率制（外币换本币）。在通货膨胀而汇率不变的情况下，进口者与出口者的外汇买卖是一种不等价交换。通货膨胀越是严重，国内物价水平上涨得越快，进口者从出口者那里所转移的收入也就越多，出口者亏损也就越严重。再一种是国有企业的一部分资金变成了利润和奖金。这是因为在当时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下，通货膨胀在企业内部所产生的分配效应，不是将职工的一部分工资转化为利润，进而转化为企业的资金，而是将企业的一部分资金转化为职工的个人收入。在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是政府向人民取得收入的一种手段，但在我国当时体制下，由于企业和财政层层承包，越是通货膨胀，财政的实际收入就越是相对下降，但支出却不得不随着物价上涨而增加，因此，财政成了通货膨胀的受害者，其中受害最深的是中央财政。
虽然大多数人都厌恶通货膨胀，但也有人主张实行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提出这种主张，倒不是因为他们从通货膨胀中受益，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增长。提出这种观点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通货膨胀有利于积累资金；二是通货膨胀有利于利用闲置资源。钟朋荣在分析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之后认为，在当时体制下，通货膨胀不是将收入转化为企业积累，而是将企业已有的资金转化为团体和个人的现期收入。因此，通货膨胀不是加速资金积累，而是加速资金漏损。关于闲置资源的利用，钟朋荣首先肯定我国确实存在大量闲置资源，但认为闲置状况是由一系列体制因素造成的，不能通过膨胀货币，扩大需求来消除。他还分析和概括了我国资源闲置的五种情况。第一是劳动力的制度性闲置；第二是生产资料的制度性闲置；第三是生产资料的结构性闲置；第四是产品的结构性闲置；第五是商品的囤积性闲置。他认为，在这些体制尚未改革之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不但不能使之得到充分利用，反而会使闲置资源更多。基于上述分析，钟朋荣不主张在我国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3．体制性通胀和政策性通胀
在我国，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摆脱通货膨胀的困扰？这是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钟朋荣认为，我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有两种形式：体制造成的通货膨胀和政策造成的膨胀。
体制造成的通货膨胀，就是按现行的体制运转而自行产生的通货膨胀。导致通货膨胀的现行体制首推金融体制。在当时体制下，贷款不是作为商品买卖，而是近似于礼品赠送。这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贷款放出后，借款人到期可以不还，甚至永远不还；第二是贷款利率低于物价上涨率又低于市场均衡利率。银行贷款年利率10%左右，而大城市物价上涨率在20%以上，有的地方企业相互拆借的利率高达35%以上。正是由于这两条，全国上下，谁都希望多贷款。由于来自全国的强大的借款压力，预先计划的贷款规模不得不一再突破。这必然导致通货膨胀。
与通货膨胀关系较为直接的另一重要体制就是投资体制。钟朋荣分析，我国的投资体制有三大特点：第一、投资的主体是政府官员；第二、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第三、投资的风险由国家统一承担。结果是下面上项目，银行放贷款，上面印钞票。
企业制度也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根源。国有企业的突出特点是，只生不死。许多企业长期亏损，有的亏损额过亿，照样维持，照样发工资，这种亏损企业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又一个原因。
政策造成的通货膨胀，是指货币政策的变动如允许企业通过发股票筹集资金等政策措施引起的通货膨胀。企业发行股票从社会筹集资金，如同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同样会扩大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社会总需求。它会使一部分本来可以长期不动用的钱变成发行股票企业立即就用的资金，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等于增加了货币总量。在上述两种通货膨胀中，钟朋荣认为主要是体制性通货膨胀比较严重。
既然通货膨胀是体制和政策引发的，那么抑制通货膨胀也必须从体制和政策上下手。一是用改革的办法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是用紧缩的办法抑制通货膨胀。钟朋荣认为，我国通货膨胀是现行体制运转的必然结果，因此，抑制通货膨胀的根本办法是加快现行体制改革。用紧缩银根的办法抑制通货膨胀，会对经济生活造成较大的副作用。当然，强调通过改革抑制通货膨胀，并不是完全否定货币政策的调整在抑制通货膨胀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通货膨胀比较严重，正常的经济秩序受到威胁时，适当紧缩银根，甚至采取某些行政措施，如控制投资规模、控制某些产品的价格，都是必要的。
4．通胀对微观经济的影响
钟朋荣不仅从宏观上研究了医治通货膨胀的对策，还从微观上研究了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对广大劳动者的收入补偿问题和企业会计制度问题。他在归纳国内外的补偿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职工收入补偿的四种主要方法。一是在对商品价格作较大调整时，给每个职工等额补贴。二是实际工资的补偿与实际工资的提高通过有计划地工资调整统一进行。三是通过企业货币收入的增长来弥补物价上涨的损失。四是实行工资指数化，使货币工资随物价指数自行浮动。在收入与物价挂钩的上述四种方法中，他建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选择第四种。
企业的资金一般以货币资金、生产资金和商品资金三种形式存在。在通货膨胀中，真正受损失的是货币资金。企业的货币资金不论以存款的形式保持还是以现金的形式保持，其实有价值都会随着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而下降。如果企业将通货膨胀中多出的一块货币作为利润从货币资金中抽出来，用于完成上缴利润任务和发放奖金，结果货币资金的名义值与过去相比虽然没有减少，但用等额货币难以买回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生产资金的减少，必然会出现资金缺口。比如，在企业取得销售收入后，如果不是按现行价格计算补偿基金，则现行价格与历史成本之间的差额就全部视为利润。在一部分转移价值被变成利润之后，按照历史价格计提的补偿基金，其中的折旧基金不足以补偿固定资产的更新，流动资金也不足以买回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从而出现资金缺口。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以前的会计制度一直执行的是历史成本原则，以原始购置价格作为计提折旧的基数，并未把涨价因素考虑在内。加上我国的固定资产折旧一直采用直线折旧法，折旧率偏低，平均只有5%左右，导致重置成本与原始成本的差额日益扩大。为了保持企业资本的完整，必须解决企业会计制度问题，要通过实行通货膨胀会计制度，来解决原有会计制度与通货膨胀的矛盾。
钟朋荣对通货膨胀会计同样有深入的研究。他对不变币值会计和现行成本会计这两种会计模式的异同点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并指出：采用何种会计模式调整会计帐表和计算损益，实质上是非通货膨胀性涨价所引起的那部分损益由谁承担或归谁所有的问题。因为存在两种价格波动——币值变动引起的价格波动和个别供求关系变动引起的价格波动，也就有两种价格损益——由币值变动引起的损益和由个别供求关系变动引起的损益。不变币值会计只将币值变动引起的资产损益归于所有者，而将个别供求关系变动引起的资损失归于经营者；现行成本会计则将两种损益都归于所有者。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钟朋荣还把投入品与产出品联系起来进行了考察，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通货膨胀会计的实际意义。
5．通货紧缩时期的通货膨胀研究
通货膨胀不单是一个货币问题，它涉及到许多方面。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不能单靠书本知识，更不能照搬国外的定义和公式，需要作深入的、广泛的调查。钟朋荣在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上之所以有较多成果，除了他长期的相关基础性研究之外，深入实际的调查也帮了他的大忙。
在《中国通货膨胀研究》中，钟朋荣的观点是反对搞通货膨胀，时隔10年以后，钟朋荣在《谁为中国人造饭碗》一书中提出了“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利于造饭碗”的观点。钟朋荣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企业变了，企业体制也变化了，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了，民营企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了。这几年，失业问题成了首要问题，扩大内需的政策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也不太明显，所以在把增加就业作为首要目标的情况下，适度地增加货币供应，可以直接刺激最终需求，进而扩大生产性投资，引起对劳动力要素需求的增加，从而达到增加就业的效果。再者，中国经济经过10多年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也相应增强了，适度的通货膨胀并不会造成危害，更不会引起恐慌。
“倒逼理论”与“三道闸门”
1．“倒逼机制”产生于五个“软约束”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研究通货膨胀的学者很少。那时，在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只有杨培新教授出版了《旧中国的通货膨胀》，胡代光教授出版了《现代资产阶级通货膨胀理论批判》等专著，但他们都没有研究我国当时的情况。1985年，钟朋荣还是一位研究生，他就把研究课题定在了中国当时十分棘手的通货膨胀问题上，他为此通读了大量与通货膨胀问题有关的书籍。比如外国有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谢尔曼的《停滞膨胀》、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弗里德曼的《论通货膨胀》、阿克利的《宏观经济理论》等，国内的有黄达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饶余庆的《现代货币银行学》以及上面提到的杨培新、胡代光的专著等等。1990年，他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通货膨胀研究》一书。该书分总论篇、归因篇、效应篇、对策篇，资料翔实，逻辑严密，有理有据，并且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它的出版立即受到了经济学界的关注和好评，并被许多专家称为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现实通货膨胀的学术专著。
在这本书中，钟朋荣根据我国的特殊经济体制下的各种特殊条件，说明通货膨胀的特殊生成机理，并创造性地进行理论总结，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有关通货膨胀的各种问题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引起物价总水平上涨的那些超额的货币增量是怎样发出来的？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很多，而钟朋荣却有与众不同的视角。他认为，在我国的特殊经济体制下，货币往往不是中央货币当局愿意多发货币而发出来的，而是由经济中的各种行为主体“逼”出来的。他用一个“逼”字，生动描述了我国经济中超额货币量形成的特殊原因和特殊过程。
通过深入研究，钟朋荣发现：在我国，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银行贷款过多且效率低下。贷款过多的原因在于信贷资金供给中的“倒逼机制”。这种倒逼机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地方政府和工商企业逼专业银行分支行增加贷款，以满足扩张投资和生产的愿望；专业银行分支行为了支持当地的发展，只好去逼中央银行分支行和专业银行总行；中央银行分支行和专业银行总行又不得不去逼中央银行总行。另一方面，工商企业为了增加自身利益，通过种种乱摊成本的办法逼中央财政减税让利；中央财政的收入相对减少，而支出却不断增加，其收支缺口迫使中央银行必须填补。面对着专业银行和中央财政的双重压力，中央银行总行不得不步步退让，退让的办法是通过多发货币来满足过大的贷款需求，结果造成通货膨胀。
可见，我国通货膨胀不是自上而下的扩张造成的，而是自下而上一步一步逼出来的。中央银行每年的信贷计划是根据计划的国民经济增长率等因素计算出来的，虽然这种计算不是那么准确，但其偏差毕竟不是很大。但是，由于倒逼机制的存在，使中央银行每年的实际货币供应量不得不远远超过计划的供应量，进而使整个社会的实际贷款总规模远远超过计划贷款总规模。
钟朋荣进而分析，倒逼机制产生的原因在于信贷资金的软约束。他具体归纳了我国信货资金供给中存在的五个方面的软约束。
一是对企业的软约束。其表现是：银行对企业贷款全部采取信用放款的方式，而不是采取抵押放款的方式；企业贷款的利息计入成本，本金由税前利润偿还，实际上主要是通过财政减税还本付息；贷款的名义利率低于物价上涨率，实际利率为负值，贷款本身就是一种盈利行为；企业借了银行的钱可以拖着不还，最后冲账了事，冲账之后还可以再借。由于贷款对企业的软约束，企业最理性的选择当然是要得越多越好，至于要了以后是否能还，完全可以不予考虑。
二是对地方政府的软约束。地方政府是我国预算外投资的主要发起者，其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地方政府领导人向银行要贷款不是凭借项目的预期效益，也不是用资产作抵押，而是凭借其权力。因为地方政府领导人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辖区银行行长的政治命运，所以银行行长只能照贷不误。贷款要去后，地方政府领导人并不承担偿还贷款的责任，投资失败了只是交交学费而已。总之，贷款的还本付息对地方政府领导人的借贷行为基本不构成任何约束。
三是对专业银行的软约束。这种软约束表现在：在资金来源方面，专业银行的信贷规模不受自己存款规模的限制，当它需要发放较多的贷款时，可以向中央银行的分支行和自己的上级行要资金；在资金运用方面，它对贷款的发放不承担风险，贷款的使用效益与自身的利益也无直接联系，贷款收不回来只影响到向财政上缴的利润，并不影响到行长和职工的个人利益。相反，贷款发放本身却可以给专业银行带来好处：有利于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能受到地方政府的好评，等等。因此，银行行长的工作重心不是改善经营增加利润，而是疏通渠道，向上级多要资金，尽量扩大信贷规模。
四是对中央财政的软约束。按照现行体制，财政、信贷和货币发行是捆在一起的，银行只是作为财政的出纳员而不是信贷员，只要财政有赤字，银行就得通过货币发行给予填补。中央银行对中央财政的软约束，使中央财政有可能对企业的缴纳和自己的支出进行软约束。当集团消费、行政费用和企业工资膨胀时，财政不是通过卡死企业的上缴和自身的支出来抑制这种膨胀，而是通过挤银行、挤货币发行为这种膨胀创造条件。
五是对中央银行的软约束。这主要表现在，中央银行可以不受限制的发行货币和创造信用。中央银行货币供给量的软约束，为中央财政和各专业银行的软约束创造了条件。
上述五个方面的软约束，使得整个货币供给系统自下至上都没有阻止货币过量供给的机制，相反却存在着自下而上的膨胀信贷、膨胀通货的强烈冲动。这正是我国通货膨胀倒逼机制产生的条件。
2．“三道闸门”的实质是硬化约束
钟朋荣指出，发生通货膨胀的最根本原因，不在于货币供给环节上的问题，而在于基本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弊病，在于企业和银行都是政府所有制。“由于政府所有制，许多企业需要贷款时，并不是直接找银行，而是找政府，由政府领导人向银行要贷款。这样要来的贷款对企业当然是软约束。由于企业的政府所有制，约束企业信贷需求的一个重要手段——贷款抵押制度失去了作用。因为企业没有自身独立的资产，所谓资产抵押，是用政府（或国家）的资产去换取银行贷款。这种抵押显然不能对企业的借贷行为进行有效约束。”
银行政府的所有制，一是指中央银行隶属于中央政府，二是指国有制的专业银行在很大程度上由各级政府支配。由于中央银行隶属于政府，它就不是充当保卫币值的机关，而是作为政府创造需求的工具。它增加货币供给，不会受到外在力量的制约。当政府需要弥补赤字或专业银行需要增加再贷款时，它就可以用增发货币的办法来满足各方面的资金需求。
由于专业银行的政府所有制，使银行不是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经营者，而是作为执行各级政府命令的不负盈亏的资金供给处；贷款不是作为商品在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之间以及专业银行与企业之间拍卖，而是作为赠品在它们之间分发；贷款的主要决策权不在银行的行长手里，而是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人手里，银行常常是奉命贷款，贷款收不回来当然不能由银行承担责任。总之，在政府所有制条件下，谁都可以作为所有者向银行索取贷款，但谁也不关心贷款的效益。
钟朋荣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抑制通货膨胀要建立三道“闸门”。
第一道闸门：货币供给的总量控制。要确保货币供给系统真正能按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量供应货币，首先必须要有一个以保卫币值为已任的中央银行。为此，必须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使其能超脱于专业银行，超脱于各级政府，超脱于中央财政，自主地执行各项货币政策。为了使中央银行不作为中央政府追求高速度的工具，中央银行应独立于中央政府，并对人大常委会负责。每年的货币供给量由中央银行和中央政府协商决定。这样，在货币供给上，中央银行与中央政府之间就会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机制。政府为追求政绩，就要加快建设速度，而货币过量供给常常成为政府追求高速度的手段。中央银行的主要目标则是追求币值稳定，币值下降过多，中央银行行长就会被免职。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协商的结果，货币供给量就会在既确保币值基本稳定，又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水平上被决定。
第一道闸门的建立，只能控制贷币供给总量，但不能控制贷币供给结构和效益。即使中央银行按照合理的经济增长率等因素供给货币，但在微观上如果专业银行将这些货币都贷给生产长线产品的部门和经济效益低的企业，生产短线产品的部门和经济效益高的企业反而得不到贷款，结果会影响有效供给的增加；为了保证后者的资金需求，中央银行最终仍然不得不扩大货币供给总量。可见，如果只建立一道闸门，不仅不能确保有限资金的合理运用和高效运用，最终连货币供给总量也难以控制。因此，必须在建立第一道闸门的同时，建立货币供给的第二道“闸门”。
第二道闸门：货币供给的结构控制。建立第二道“闸门”的过程，也就是专业银行企业化的过程和资金市场的形成过程。专业银行企业化后，将资金贷给短线部门和经济效益高的企业，将成为各专业银行的自觉行为，而不再需要政府部门作为行政命令来下达。专业银行企业化的简便易行办法是，从承包制开始，再逐步向股份制过渡。
第三道闸门：货币需求者的自我约束。第一道“闸门”和第二道“闸门”的建立，能从货币供给系统建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但是，仅有货币供给系统的改革，没有货币需求系统的改革，前者也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在货币供给系统建立两道“闸门”的同时，对货币需求系统必须同时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通过这种改革，使企业建立起对信贷资金需求的自我约束机制。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实行股份制。实行股份制所遇到的第一道难题是国有资产存量的处置问题。对此，一种简便易行的办法，是存量债权化。所谓存量债权化，就是将企业的固定资产存量全部变成企业对国家的债务，由企业根据所占用的国有资产价值向国家开出债券，由国家有关部门根据债券每年向企业收取债息。
为什么要在货币供给系统和货币需求系统建立起三道“闸门”？钟朋荣用非常通俗的语言作了概括，这就是：“使需求者不是无限制地要，而是有节制地要，只有当贷款运用的预期利润率大于利息率时才愿要；使供给者不是随便给，而是有条件地给，只有当借款者还本付息有保障时才会给。”
理论研究切忌故弄玄虚和生造概念，然而，这并不等于否认理论创新的必要性，相反，理论家的任务正是要研究新问题，发现新现象。钟朋荣的特长恰恰表现在善于将求实与创新高度统一起来，“倒逼机制”的概念正是通过发现我国通货膨胀形成的最新原因及其与信贷资金的软约束之间的联系而提出来的，因而使人感到既准确深刻又实实在在。后来，“倒逼机制”成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一般概念”，成了政府领导人和学术文章中常被运用的“规范术语”。
透彻分析货币与资金“体外循环”
1．日本协力基金会推崇的文章
1988年，主要由投资过热引起的投资规模失控越来越严重，多种资金不通过银行，而是通过集资或现金交易一方式流入投资领域，进而加剧了本已严重的通货膨胀。人后把这种现象称为“体外循环”，一时间，治理“体外循环”成为经济界一个热门的话题。
1989年10月，钟朋荣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题为《货币与资金“体外循环”的效应》一文。他第一次从理论上对“体外循环”的两种现象进行了实质性的区分，把交易结算不经过银行转账，而是用现金直接进行称为货币“体外循环”，把社会闲散资金的筹集与分配不经过银行存款和贷款，而是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进行称为资金“体外循环”。为了能对“体外循环”的膨胀采取有效对策，钟朋荣在文章中对它膨胀的原因和效应作出了周密的分析，并就两种“体外循环”对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影响做出了既符合理论规范，又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
钟朋荣的文章发表后不仅引起了国内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而且受到了国际经济界的重视。日本协力基金会的代表来我国考察第三次对华贷款时，将钟朋荣的文章带在身边，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以致到后来，当时参与考察并在场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外事司副司长刘志强在一次会上将此事重提，并为中国经济理论界有此成就感到自豪。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想当时的社会经济情景，以及完整了解钟朋荣在那篇文章中的主张和观点。
2．两种“体外” 循环和四种效应
当时，人们对货币“体外循环”的最大担心是，它会减少银行信贷资金来源，增加社会总需求，因而会增加通贷膨胀压力。要回答存款转化为现金是否会减少银行信贷资金来源，关键是弄清现金是否构成银行的信贷资金来源。为了弄清这一问题，钟朋荣用具体实例逐一进行了分析。分析说明，存款是专业银行的资金来源，现金是中央银行的资金来源，人们将存款转化为现金，是将专业银行的资金来源转化为中央银行的资金来源，整个银行系统的资金来源并没有减少。这时，如果中央银行根据其资金来源增加的幅度（在实践中还要考虑中央银行再贷款与专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比例）向专业银行增加再贷款，则专业银行因存款下降所引起的资金来源的减少，就可以由中央银行再贷款的增加所弥补，专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可保持不变。如果因以前中央银行再贷款规模过大，使专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过大，则在专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因“体外循环”而减少之后，中央银行不再增加或少增加对专业银行的再贷款，可以迫使专业银行压缩信贷规模，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那么，货币“体内循环”转化为“体外循环”是否会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呢？钟朋荣认为也不会。他进一步分析道：“就企业来说，它是否购买以及在什么时候购买，这与它持有什么形式的货币以及采取什么方式进行交易结算并无关系，主要是由其生产或经营活动的规律所决定。当企业需要购买原材料和生产设备时，即使它的货币存在银行，其交易结算只能通过银行转账，它照样会按时购买；当企业不需要购买时，尽管它持有现金，也不会因此而提前购买。就居民来说，他们的购买行为则是由消费和储蓄规律所决定的。当消费和储蓄规律决定他们需要购买时，尽管钱已存入银行，他们也会取出来用于购买。取款的麻烦并不会阻止居民的购买行为，当消费和储蓄规律决定他们不买时，即使把现金握在手里也不会购买。认为把钱存入银行就会减少社会总需求，把钱放在家里就会增加社会总需求，这只是一种幻觉。”总之，货币由“体内循环”转化为“体外循环”既不会减少银行系统的资金来源，也不会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因而不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
上面分析了货币“体外循环”的宏观效应，那么，资金“体外循环”的宏观效应如何呢？钟朋荣分析指出，如果说货币“体外循环”只是货币流通形式的变化，则资金“体外循环”会直接导致货币流通总量的变化。因为直接融资与银行贷款对货币流通量具有同样的影响，在银行信贷规模和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能相应收缩的情况下，过多的直接融资必会导致通货膨胀。
直接融资的资金来源可以分为两部分，即存款和现金。许多人在论述直接融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时，特别强调直接融资中多大比例来自银行存款。在他们看来，只有用银行存款进行直接融资才会形成新需求，用现金进行直接融资则是将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和建设资金。其实，用存款还是用现金进行直接融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无区别。无论存款还是现金，在没有进行直接融资之前，都是闲置货币。由于直接融资使这些闲置货币投入了购买，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增加了社会总需求。总之，直接融资只会增加通货膨胀压力，而不是相反。
从宏观效应的分析，可以说明两种“体外循环”对全社会货币资金运转的影响，但真正要找到为什么会出现“体外循环”的根源，还得从微观效应分析入手。由于钟朋荣具有深厚的金融理论功底，以及他对银行与企业资金运转的深刻研究，他的分析不能说不是入木三分。
他在分析货币“体外循环”的微观效应时认为，就单个专业银行来说，特别是就专业银行的每个基层行处来说，因“体外循环”所引起的资金来源减少和因中央银行增加贷款所引起的资金来源增加，二者是不会相等的。有的前者大于后者，资金来源净减少；有的后者大于前者，资金来源净增加。这就导致整个信贷资金来源在不同专业银行之间进行再分配。通过这种再分配，那些资金来源大量减少的专业银行基层行处可能因丧失支付能力而不得不停止。这就是货币“体外循环”在金融系统所产生的微观效应。
对于企业来说，货币“体外循环”可减少当前“体内循环”不畅所造成的损失，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人们在交易中选用何种结算方式，其决定因素是结算费用和方便程度。“体外循环”与“体内循环”相比，前者的直接费用为零，因为钞票的使用是免费的；后者的直接费用为正值，因为银行的转帐服务是有偿的。比较两种循环方式对企业的影响，除了考察二者的费用外，还要考察其方便程度。因为对企业的方便程度不同，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收入。企业之所以用货币“体外循环”广泛地代替“体内循环”，就是因为前者所带来的收入增量大于费用增量。
他在分析资金“体外循环”的微观效应时认为，首先，“体外循环”使企业所获得的资金由国有资金变成了私有资金。我国的银行是国家所有制。这种国有制的银行像一座制造国有资金的工厂，尽管居民的闲散资金为私人所有，但这种货币资金一旦存入银行，由银行贷给企业，它就发生了质变，由私有资金变成了国有资金。资金“体外循环”后，居民的私有资金不再发生上述变化，它直接以私有的性质进入企业。当这些资金以入股的方式进入企业时，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就会发生相应变化，在原来单一的国家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加入了私有成份。
其次，“体外循环”使企业的预算约束硬度发展变化。在“体内循环”的情况下，银行的贷款在很大程度上对企业是赠品，许多贷款本来就是作为救济金发放的，因此，企业借了以后可以拖着不还，直到最后冲账了事，冲账之后还要借。企业向职工融资特别是向社会居民融资，大大加强了信贷资金对企业的预算约束硬度。
“体外循环”对资金的流向和使用效益也会发生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取决于直接融资是采用行政手段还是采用经济手段。如果采用行政手段，则“体内循环”转向“体外循环”会导致资金的使用效益下降。因为强制性集资使许多“长线”的投资项目得以上马，使许多长期亏损的企业能继续维持；相反，那些高效企业的资金使用却因“体外循环”而减少。如果是用经济手段集资，即主要通过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利率吸引资金，则“体外循环”会使资金自动地由低效应企业流向高效企业，避免因奉命贷款、人情贷款所造成的损失，从而比“体内循环”更有利于资金的合理使用。
3．对两种“体外循环”要区别对待
知道了“体外循环”形成的原因以及影响后，怎样对待这两种不同的“体外循环”呢？钟朋荣对此开出了“处方”。
他指出，如何对待货币“体外循环”的膨胀，需要从货币流通和经济体制两个不同的角度思考。
从货币流通的角度看，因为“体内循环”与“体外循环”只是流通方式的变化，不会影响到货币流通总量，对“体外循环”的膨胀就没有必要进行限制。在当前银行结算渠道阻塞、严重影响商品流通的情况下，适当增加“体外循环”，有助于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在“体外循环”增加的情况下，为了减少钞票印制、保管和运送的费用，为了减少清点钞票所花费的时间，可考虑印制面额较大的钞票，以满足企业交易支付的需要。当然，银行也要尽快改进结算方式，使转帐结算比现金交易对企业更具有吸引力。
从经济体制的角度看，对“体外循环”采取什么态度要取决于我们在改革中对经济模式的选择。如果是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则企业和专业银行都应该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货币以存款的形式持有还是以现金的形式持有，交易结算以存款转账进行还是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进行，税后利润是用于发放奖金还是用于积累，这些都是作为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的企业最起码的经营自主权，无须别人干涉。专业银行与企业关系，是商品生产者与商品经营者之间平等的经济关系，它除了为维护贷款的安全而需要对企业进行某些监督外，不应当以政府管理者的身份对企业的上述活动进行干涉。
资金“体外循环”的膨胀会使通货膨胀加剧，使产业结构恶化，需要严格控制。控制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中央银行要对直接融资的规模和间接融资的规模进行综合平衡，做到间接融资收缩多大规模，直接融资就扩大多大规模，确保直接融资的扩张不导致通货膨胀；（2）直接融资的投向与银行贷款的投向要一致，凡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企业，也不能进行直接融资；（3）要严禁强行集资，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企业的集资，都只能在自愿的条件下，通过投资的安全性和预期收益来吸引投资；（4）集资的还本付息都不能计入成本，只能由企业留利开支。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钟朋荣在当时是主张对直接融资实行严格控制的。而他近年出版的《谁为中国人造饭碗》一书中，却有 “减少第三者，让老百姓直接投资”的政策主张。他说：“经过国家银行这个红色染缸染了的资金，资金性质发生了变化，由私有资金变成了国家资金，由必须还本付息的资金变成了可还可不还的资金。而经过直接融资，资金没有染色，以它本来面目直接进入经济活动。”“因此，用这样的钱，压力会大得多，会谨慎得多。每个用钱的人都感到有压力，都更加谨慎，结果是整个社会资金使用效益提高了，资金的浪费少了，同样的资金所造的饭碗更多了。”在这里，钟朋荣的观点是鼓励直接融资的。
还有，钟朋荣近期一直认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三板市场”。而设立“三板市场”的出发点是：从投资者角度考虑，就是通过直接投资，用自己的眼光和自己对资金最大的责任感，选择最值得信赖的企业，从而使自己的资金能获得更好的回报，将投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在这里，钟朋荣的观点也是极力提倡直接融资的。
什么在同一个问题上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观点呢？其实只要从当时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大背景上来考察就会很清楚。八十年代中期及九十年代初，我国经济生活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货币流通出现了不正常情况。结合当时的实际，钟朋荣从研究货币流通的角度谈问题，提出资金“体外循环”的膨胀会加剧通货膨胀的程度，因此要多方面加以控制，其中，直接融资也当然属于控制范畴。在当时，他的这一主张，不仅给中央银行提供了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1996年以后，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发生了转变，通货膨胀已不是主要矛盾。尤其是近些年来，钟朋荣在长时间与广大民营企业接触的过程中，认识到民营企业充满活力，具有潜力，而制约民企发展最大瓶颈又是资金问题。所以，钟朋荣积极撰文呼吁，建议设立“三板市场”，设立“三小”（即小银行、小股市、小担保公司）。在新的时期，钟朋荣提出的这些观点，同样为高层决策者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对不断变动的情况提出不同的主张和观点，这种变，不是左右摇摆、看风使舵的变，而在于对症下药，量体裁衣的变；这种度，使钟朋荣突破本本的私条条框的束缚，在经济理论的海洋里自由徜徉。
区分 “三角债”与“线形债”
1．“三角债”与“线形债”的定义
1989年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种不是由卖者事先同意的，而是由买方违约造成的延期付款，而且这种现象无论在范围、规模、形式、时间，还是在所产生的后果上，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面对如此严重的“拖欠”，经济学界的专家们也提出了许多解决的思路和办法，其中最典型的说法是用银行贷款来解决。钟朋荣在这个问题上独树一帜、与众不同。他在《经济日报》、《金融时报》和许多权威媒体上，发表了对这一现象的看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三角债与线形债》更被《新华文摘》、《报刊文摘》等不少刊物争相转载，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接着中国金融出版社又出版了钟朋荣的专著《三角债》一书。系统的研究加上清晰可行的解决方案，使钟朋荣在这个问题上格外引人注目。当时国务院专门成立了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亲自挂帅抓这件事。据说，朱镕基总理办公室还专门打电话找钟朋荣，征询他对全国清理三角债的意见。
钟朋荣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将当时中国的债务链区分为三角债与线形债。顾名思义，所谓三角债，是指甲欠乙，乙欠甲，丙欠甲，三者相互拖欠，形成一个三角形债务链。其实三角债是一个总称，它包括四角债，五角债以及其它各种多角债。所谓线形债，是指甲欠乙，乙欠丙，丙欠丁……由一个单位欠债，引起一系列的单位欠债，形成一个线形债务链。
钟朋荣分析，三角债与线形债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前者是循环债，大家既是债务人，也是债权人，而且每个当事人的债权与债务可以抵消；后者则是一种不循环的债，在债务链上，最初债务人是净债务人，他可能也有债权，但债权小于债务；最终债权人是净债权人，他可能也有债务，但债权大于债务。
三角债与线形债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由货币不足引起，后者由资金不足引起。
在三角债的情况下，甲、乙、丙都有适销对路的商品需要出售，这些商品也都有买者需要购买，只是由于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不足，使买卖难以进行。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人们不得不用债务循环代替货币流通，以达到交换商品的目的。这里的债务链，从宏观上看，是充当交易媒介，为商品流通服务；从微观上看，是代替货币资金，为企业的资金周转服务。在货币流通的条件下，企业资金循环的过程（在流通领域的部分，下同）是商品—货币，货币—商品；而在债务链充当交易媒介的商品流通中，企业资金循环的过程是商品—债权，债务—商品。即企业出售商品形成债权，企业购买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形成债务。这里，实际上是用债务资金代替货币资金，作为企业资金总量的一部分而参与资金循环和周转，使企业的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进行。对于每个企业来说，它们既出售了商品，又购进了原材料，谁都不存在资金短缺。大家都没有因欠人货款而占用他人资金，也没有货款被欠而减少资金运用。
线形债则不同，它是由资金短缺引起的。某些单位因为自己的实有资金小于正常营业所需资金，在得不到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就通过拖欠货款的办法占有别人的资金，用于弥补自己的资金缺口。这些单位的资金短缺，不是因为有适销对路的商品暂未卖出，而是由于以下几种原因：第一，由于财政赤字，预算内的投资拔款和补亏拔款不足，使一些建设单位和政策性亏损单位存在资金缺口；第二，由于某些行业发展过快，其中一部分产品已相对甚至绝对过剩，产成品资金长期或永远也不能转化为货币资金，由此造成资金短缺；第三，还有的企业将资金转化为利润，进而转化为奖金被分掉，留下资金缺口。造成资金短缺的原因还有很多。一部分企业和建设单位因资金短缺而拖欠货款，导致另一部分企业的资金短缺，他们不得不也通过拖欠货款的办法占用别人的资金。这样相互拖欠的实质，是债务链上最终债权企业的一部分资金被用于填补最初债务企业或建设单位的资金缺口。
2．两种债务链，两种清欠对策
由于引起两种债务链的原因不同，清债办法就不能一样。钟朋荣提出，三角债是由货币不足引起的，只要银行向企业贷款，流通中的货币相应增加，三角债即可消失。
在清欠过程中，只要设立清欠专户，专款专用，此项贷款不会增加社会总需求，因而也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这里银行的贷款并没有为企业增加资金，只是为过去的商品流通弥补交易媒介，用货币资金代替企业的债务资金。
对于线形债来说，银行向最初债务人发放贷款，同样可以达到清债目的。例如，银行向建设单位增加贷款，建设单位偿还设备款……债务链上的最终债权人收回货款。又如，银行向资金短缺的企业发放贷款，该企业向债权人支付货款……债务链上的最终债权人收回货款。这样，虽然所有的债务都消失了，但却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这里的贷款不会流回银行。用贷款清理线形债，实质是由银行代替最终债务人帮助建设单位和部分企业填补资金缺口。在清欠之前，建设单位和部分企业的资金缺口由线形债务链上的最终债权人帮助填补，导致最终债权人资金短缺。银行向作为最初债务人的建设单位和企业发放贷款，让这些资金归还给最终债权人。最终债权人收回被拖欠的资金是物归原主，理应留归自己使用，不可能也不应该将这部分资金归还给发放清欠专项贷款的银行。
第二，由此发放的贷款，会增加社会总需求，导致通货膨胀。清欠本身，也就是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筹集资金，填补上述建设单位和企业的资金缺口。在相互拖欠的情况下，那些差企业是靠拖欠好企业的贷款来维持；在贷款清欠的情况下，这些差企业是靠通货膨胀的全体受害者来供养。
通过以上分析，钟朋荣认为，用增加贷款的办法清理线形债是不可取的。清理线形债，应根据债务链上最初债务人欠债的原因，分别采取不同的非贷款措施。
对于因财政拨款不足引起的债务链，应通过发行债券等办法，增加财政收入，填补资金缺口。如果增加财政收入确有困难，就应该压缩预算内的投资规模。总之，既不能靠拖欠货款来搞建设，也不能靠通货膨胀来搞建设。
对企业资金不足引起的债务链，要进一步分析企业资金不足的原因。如果是由于产品不适销对路造成的，就应限期转产；如果是由于经营亏损造成的，就应该限期整顿。在限定的期限内仍不能实现资金的正常周转，就应该破产，通过出卖资产还债，或由兼并企业帮助还债。线形债的清理问题，实质上是对这些长期亏损的企业是否要继续养以及由谁养的问题。这些企业以前是靠财政拨款养，后来是靠银行贷款养，现在财政和银行都养不起，就只好靠拖欠好企业的货款来养。因此，是否让这些长期亏损的企业破产，这是能否彻底清理线形债的关键所在。当时我们事实上已面临着这样的两种选择：或者是为了彻底清理线形债，不得不让一部分企业破产；或者是为了维持亏损企业的生存，只好容忍线形债的存在和发展。如果让一部分企业破产，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满足好企业的需要，创造出更多的有效供给和社会财力，这样更有利于在停产企业的职工尚未重新就业之前，进行必要的救济。
在清理三角债和线形债之前，都需要先确定债务链的开端和清欠资金的投放点。就三角债来说，它虽然也是由某一点引起，但债务链一旦形成，这一点在债务清理中就不成为关键环节。银行为清债而增加的贷款，无论从哪一点投放，都能收到同样的结果。线形债则不一样，它的始点与终点始终存在。债务总额大于债权总额的企业或建设单位，是线形债务链的始点；债权总额大于债务总额的企业，是线形债务链的终点，前者是线形债的制造者，后者是线形债的真正受害人。因此，清理线形债只能从前者入手。由于三角债和线形债互相交织，清债的程序应该是先清三角债，后清线形债。
钟朋荣在仔细区别了三角债与线形债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导致的后果以后，还具体指出了针对不同情况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十多前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钟朋荣当时对此问题的研究，仍不失为研究中国特有债务问题的经典之作。
为发展股市屡进诤言
1.从本质上把握中国股市
近年来，《中国证券报》等中国证券业的权威报纸常常以整版、半版的篇幅发表钟朋荣对股市的看法和建议，其它报刊的证券版、理论版也频频出现钟朋荣谈股市的长篇文章，钟朋荣以股市为话题的谈话或专访节目也成了电视台财经节目的重头戏。钟朋荣成了在股民，券商和整个证券业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一位专家。钟朋荣关注中国股市的发展，并以极大的热情研究股市，不是因为中国股市格外“热闹”，也不是因为在中国谈股市很时尚、很新潮，而是在他看来，一个健康的股市，对于筹集生产资金，加速经济发展乃至为老百姓开拓投资渠道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中国迈向现代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也正因如此，他对中国股市的种种不正常现象才格外担忧，他的呼吁才格外显得焦虑而急迫。钟朋荣的许多建设性意见得到了证券界的重视，为中国股市健康发展尽到了一个学者应尽的职责。
近年来，上市公司造假、基金黑幕和大股东坑害小股东的事件不断曝光，引发了人们对中国股市的普遍责难。在不同观点的争论声中，钟朋荣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从根源上、制度上寻找原因，寻求对策。他的文章条分缕析、鞭辟入里、观点鲜明，发出在各种争论中极富代表性的一种声音。钟朋荣对我国股市的种种分析和建设，源自他对中国股市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他认为：
首先，中国的证券市场本质上是国有企业脱困和圈钱的市场。从建立证券市场的初衷看，目的是为了国有企业改制，即把国有企业改成非国有企业，把封闭的国有股权改成开放的公众股权。但运作的结果，国有企业虽然上市了，却并没有改制，而是用旧体制控制了更多的新资金。上市的结果，新股份（非国有股）、新资金（民间资金）没有改变旧体制，旧体制反而控制和搞死了更多的新资金。这样的证券市场，在全世界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我们将那些适合于正常融资市场的有关规则和办法搬到中国，显然不太适用。我们要建立一个适合于国有股一股独大市场的特有规则和办法。建立这些规则的主要目的是，不要让老百姓的血汗钱、中国社会宝贵的资金，再塞进某些国有企业无底的黑洞。
其次，中国证券市场的民主监督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有待完善。那么多亏损企业包装上市，上市后继续包装，继续圈钱。某些包装和造假行为，本身就有政府部门或少数官员的参与。新闻舆论的约束，是股市的主要约束机制，而我国舆论现在很难充分发挥作用，许多上市公司往往是在纸包不住火了才被曝光。而到此时，老百姓的巨大损失已经既成事实。面对具有上述背景的中国股市，照搬国外某些制度和办法，显然不起作用。
其三，中国职业经理人，特别是某些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职业道德水平，总体上不高。从上市公司所反映出的情况看，有些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水准极其低下。在他们看来，银行贷款都可以不还，从股市圈的钱等于白拿，根本就没打算给股民以回报，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怎么转移就怎么转移。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将那些适合于经理市场比较完善、职业经理人道德水准普遍较高的证券市场制度和办法搬到中国，肯定不适用。我们应该建立一套适合于道德水准较低的职业经理人的证券市场制度。
2．重新塑造大股东
近年来，一连串上市公司出问题，其背后本质上都是大股东的问题，或者说都与大股东有关。因此，如何解决大股东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建设的一大难题。目前上市公司有1000多家，根据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关系和他们对中小股东的态度，钟朋荣把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做势炒作型。
这类大股东利用其信息优势、上市公司的资金优势以及与其他庄家的合作优势，先低价吸入本公司股票，然后制造种种题材，使股价在短期内猛涨，然后抛出股票，获取厚利。 曾创造百元股价的亿安科技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第二种类型：关联转移型。
大股东通过上市公司与关联公司的交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坑害上市公司为目的的关联交易；另一种是对上市公司无害，甚至有益的关联交易。前一种关联交易，可称为关联转移，其大股东就是关联转移型大股东。猴王集团算得上是这类大股东的典型。
第三种类型：假账欺骗型。
这主要是指大股东在公司上市时做假账，骗广大中小股东投资；在配股或增发时做假账，骗广大中小投资者继续投资。这种类型的典型有红光实业和银广厦。
第四种类型：财富创造型。
与瓜分型大股东不同，有些大股东则是利用股民的资金和上市公司的平台，以对全体股东极端负责的态度，兢兢业业地工作，踏踏实实地创造，使上市公司价值迅速提升。结果，不仅广大中小股东得到了好处，自己也从这种创造和升值中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钟朋荣指出，在这四种类型中，前三种大股东与广大中小股东的关系，类似于狼与羊的关系。让这样的大股东与广大中小股东一起合股办公司，无异于将狼和羊关在一个羊圈里。这三种大股东，都不是立足于财富的创造，而是立足于财富的分配。它们不是把上市公司作为创造财富的平台，而是作为搜刮中小股东的工具；它们的所得，主要不是通过上市公司的创造和增值而来，而是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向广大中小股东掏口袋而来。
钟朋荣认为，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中，财富创造型的大股东太少，德才兼备的大股东太少。所谓德，就是对投资者负责，对利益相关者负责；所谓才，就是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造就一大批这种德才兼备的大股东，一要由市场选择、股民选择，二要靠政府培养。股民买卖股票的过程，本质上是选择大股东的过程。但仅靠市场选择，这个过程太长，股民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政府要出台有关大股东的政策法规，考察大股东的出身，不让那些有劣迹的法人当上大股东。从中国目前的现实看，民营企业中虽然也有少数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如艾史迪掏空四砂股份，但比起国有企业来，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培养德才兼备的大股东，应该优先从民营企业中选拔，至少应当一视同仁。
3．国有股减持应走“专用通道”
关于国有股的减持问题，众说纷纭。不少专家都提出了各自的方案。国有股减持问题上，始终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如果是减持或小规模减持，达不到改制的目的，让一大批本质上没有改制的国有企业呆在股市上，将会给股民带来永久的后患；另一方面，要使国有企业改制，不但要减持国有股，而且减持的幅度要大，这又会对股市造成巨大的冲击。
钟朋荣认为，国有企业上市和减持，应该坚持加快国有企业改制的方向。面对股市60%以上的国有股权，靠减持10%或20%，并不能达到改制的目的，却能给股市以巨大的打击。为此，应当专门开辟一个国有股减持市场。进入这个市场的卖者当然是国有企业，其中既有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东，也有非上市的国有企业。前者出卖的是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后者出卖的是非上市企业的国有股权。该市场的买者主要是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在这个市场上，国有股减持的比例就不是10%或20%。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有些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可以一次性地减持50%以上，甚至可以100%卖掉。
国有股减持，实质是国有股权从大多数经济领域的退出，让国有企业变为非国有企业。因此，在国有股减持市场上，要出售存量，不能配售增量。国有股配售增量，不是在改制，而是在增加新的改革对象。
出售国有资产存量，现在主要是卖实物和整体出卖，这是少数卖者和少数买者的私下交易，很容易造成腐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一个企业的资产有的上亿或上十亿，能买得起的只有极少数人。作为国有资产出卖方的地方政府领导人，好不容易把这买主找到，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们会压价、压价、再压价，尽量满足买者的要求。如果出现贿赂行为，则实际卖价会更低。
建立专门的国有股减持市场，可以实现国有产权交易中的三个转变：一是由卖实物变为卖产权；二是由整体出卖变为拆散出卖；三是由私下交易变为公开竞价。
国有股减持市场是一个封闭的市场，是一个没有泡沫的市场。虽然也会受A、B股市场的影响，但二者的价格水平是不一样的。同一家公司的股票，在“减持市场”上的价格会大大低于A、B股市场的价格。
国有股减持市场与其它市场的分设是暂时的，终究会合为一体。合并的主要条件有两个：其一，国有股该卖的已经全部卖掉，国有企业的改制基本到位。其二，A、B 股市场的泡沫大大减少，国有股减持市场的价位接近A、B股市场的价位。
4．克服股市弊病要靠“三板市场”
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突出矛盾，是职业经理人道德水平不高与股民两个过度分散的矛盾。股民的两个分散，是指股民的数量分散和股民的空间分散。
一个企业只有一个股东，他会有很强的主人意识；一个企业只有几个股东，他们也会有较强的主人意识；一个企业若有一万个、十万个股东，则谁都没有主人意识。这种股份制企业，在约束机制上还不如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还有个主管部门管着，这样的企业没人管，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
同样是一万个股东，如果都集中在一个城市，他们就会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就会有更强的股东意识；如果分散在全国各地，则他们既无信息优势，也无股东意识。
目前中国职业经理人道德水准总体上较低，只有实现两个相对集中，使股东既有信息优势，又有股东意识，才能真正对经营者形成约束，中国证券市场制度才能与中国职业经理人的道德现状相适应。
因此，由两个过度分散到两个相对集中，这应该是中国证券市场建设的一个重要思路。根据这种思路，应在温州、台州等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分别开设证券市场。从当地数十万家企业中，选出一、二百家或三、四百家企业，就地上市，主要由当地投资者购买。这就是钟朋荣所说的三板市场。
在中国有十年发展历史的沪、深两家交易所被称为主板市场，正在建设之中的创业板市场被称为二板市场。主板市场主要是国有企业改制的市场、融资的市场；二板市场主要是为高科技企业融资的市场。这两种市场都是全国性市场。钟朋荣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了“目前更需要的是三板市场”，即重点支持那些经过十多年发展，已经拥有很好业绩的民营企业的区域性融资场所。钟朋荣在他最新出版的《勤劳人的经济学》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发展三板市场的10大作用。
三板市场将为中小企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扶持一大批优质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三板市场能为优秀企业家搭建更大的舞台，使中国的优秀企业家队伍迅速壮大；三板市场能增加上市公司和原始股票总量，改变一级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的状况；众多三板市场的建立，可以使证券市场多元化和分散化，坐庄和恶性炒作现象就会大为减少；三板市场作为区域性市场，将是对投资者有利、为投资者负责的市场；三板市场能分流社会游资，将一部分投机资本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资本；三板市场的发展，在资金增量中将一大部分资金由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有利于减少银行的存贷压力，降低整个社会的金融风险；三板市场的发展，将使更多的人由短期炒卖转向长期投资，这将大大减少资本市场上人力资源的浪费；发展三板市场，可以为主板市场和二板市场源源不断地培养和输送优质上市企业，保证主板和二板等全国性市场的健康发展；较多的企业在三板市场上市，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
中国股市投机性太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级市场的严重供不应求。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钟朋荣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那就是扩大一级市场的总供给，彻底改变一级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将一级市场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而现实的难题是，堆积了过多泡沫的A股市场十分脆弱，一个国有股减持就让它跌去市值的30%，中小投资者难于承受。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呢？钟朋荣用形象化的比喻谈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股票价格太高是历史形成的，是经过多少人倒手逐步积累起来的，就像一个大厦经过了几百个台阶一级一级爬上去的。因此，现在的股指不能一下子跌得太多，不能让现在持有股票的人消化所有泡沫。一是消化不了，二是消化了也不公平，还可能造成不稳定因素。就像人们经过几百级台阶上到了楼顶，不能把楼梯拆掉逼着他们一下子跳下来。而是要给楼梯，让他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在这一过程中，让更多的人分担损失。
钟朋荣提出的增加股市的供给量，不是指在上海、深圳等交易所大批量地增加上市，而是主要靠发展三板市场来实现，即建立众多区域性的交易市场，在这些市场里增加优秀民营企业的上市。
5.发展股市不如发展债市
这几年，因债券不能按期兑换而被债权人围门的企业不少，但股票一上市就大亏而被股民围门或者被股民赶下经营舞台的却少见。这说明债券比股票对企业经营者具有更强的约束力。企业经营者不怕股东怕债主。既然如此，把企业债券市场弄大一点，对强化经营者的约束机制显然是有益的，至少在当前是如此。2002年5月9日，钟朋荣在《中国证券报》发表了“给上市公司造就一批债权人”的文章，文中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不仅有包装上市问题，更有包装配股的问题。管理部门规定企业的回报率在10%以上才能配股，于是许多企业就千方百计地将回报率做到10%。不少企业已陷入了做假账骗配股——用配股的钱弥补亏损——损失之后再骗配股的恶性循环。像这样的企业，一旦不能配股，立即面临破产的命运。所以，现有的配股机制成了一些上市公司掩盖亏损的保护伞。在这种保护伞的掩盖下，企业在亏损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一旦出问题就是股市上的爆炸性事件。郑百文的巨亏，银广厦的造假，就是两个典型案例。
因此，钟朋荣主张，对已上市的公司，其继续融资以采取债券融资为好。他提出，我们甚至可以给上市公司发行企业债券的优先权，即在企业债券的发行上，上市公司优先于未上市公司，这会比让那些尚未真正转制的亏损公司没完没了地骗配股要好得多。让他们优先发债而不是配股，能够通过债权的硬约束来弥补股权的软约束。
发债的期限要长短结合，一般不超过5年。已上市的公司新增融资变配股融资为债券融资的目的，就是强化对现任经营者的约束机制，要让本届经营班子借的钱，在本届任期内就开始偿还，而不是等到七、八年年后，留给后任的经营班子还。
企业不能还债，债权人围门，做假账是没用的。对那些低质企业来说，这样的信息将会比任何财务信息都更加真实。而这样的信息一旦发布出来，企业将会迎来股东、债主一齐上门的局面。
6．独立董事不是“包青天”
在公司结构治理中，我国引进了独立董事制度。钟朋荣是我国最早的一批独立董事，至今已当了5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这方面他应该是最有发言权。他认为，公司设立独立董事，无非是希望起到两种作用：一是当“诸葛亮”；二是当“包青天”。所谓当“诸葛亮”，就是在董事会中发挥其专家优势，提高董事会的决策水平，避免决策失误。所谓当“包青天”，就是在董事会的决策中发挥监督作用，以防止大股东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防止内部人损害外部人的利益。结合几年来的亲身实践，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独董当不了包青天”，发在《中国证券报》2002年9月3日的理论版上。文章发表后，在证券界引起较大反响，不少电视台、报刊杂志记者纷纷上门采访。钟朋荣可以说是中国独立董事中最先站出来向独立董事制度说不的人。
早在1995年，钟朋荣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就提出过要把中国股市由投机市场变成投资市场的观点。1995年后，中国股市的投机性反而越来越突出，从上市公司到投资机构、到庄家共同操纵股市、炒作股市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股民盲目跟庄、受骗上当的事情事件时有发生。1998年，钟朋荣在《谁为中国人造饭碗》一书的绪言中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股市与其说是投资场所，不如说是大赌场。这种以上市公司效益和股票的收益率极低为背景，以过渡炒作和股票价格大大高于价值为特征，以短期买卖和换手率极高为主要运作方式的股市，既不利于调动人们积累资金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合理分配社会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也造成大量人力资源的浪费。”可以说，钟朋荣是最早提出中国股市“赌场”论的经济学家之一。
对解决基金坐庄操纵股市的问题，钟朋荣提出要出台一项政策规定。即：基金公司无论从一级市场还是从二级市场买到的股票，365天之内不准卖出。即买了某公司的股票，必须捏上一年，必须参加该公司的分红。你不是专家理财的吗？让你的专家去市场上选择好的企业，通过你基金公司的投资使好企业更快地发展，产生更高的效益，能给你基金公司更多的分红，使基金公司获得更高的回报。你能分到红，说明是真的专家，分不到红你就被基金持有人炒鱿鱼。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钟朋荣对中国股市有深刻而系统地研究。他研究股市，不是用股评家的眼光，而是用经济学家和咨询专家的眼光看问题，从制度上找原因。他研究的出发点就是从根本上维护中小股民的利益，要维护中小股民的利益，就要求上市公司有高的质量。他对股市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深恶痛绝，完全出于一个经济学家的职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钟朋荣提出，要让基金公司参与公司治理结构。他说，基金公司持有上市公司10%或20%的股份，理应让他们参与公司的治理，理应进入董事会。由基金公司派人参与上市公司董事会，与请专家学者到上市公司当独立董事相比，至少有两大优点：其一，因为他们在上市公司持有相当的股份，切身利益会使他们在董事会上认真负责地投好每一票；其次，他们在董事会所投的每一票，所提出的每一项建议，都不是个别人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他身边一套专门的研究班子研究出来的。一家上市公司如果有三、四家基金公司持股，董事会里就会有三、四个上述这样的董事，在三、四个这样的董事背后，就有三、四个这样的研究班子。钟朋荣认为，这才是提高上市公司董事会决策科学性的正道。作为身兼数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既得利益者，钟朋荣能不为自身利益而粉饰太平，而是把上市公司和广大中小股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巨大勇气和坦荡正气十分难能可贵。
把中国建成低税赋国家
１、.让更多的人去创造财富
这些年来，钟朋荣的足迹遍及全国，实实在在地接触了一大批各种各样的企业。他深切地感到：目前我国有许多企业存在经营环境恶化的趋向。他说：“所谓企业经济环境恶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企业的负担太重，除国家的税收外，还有政府各部门的摊派。由于负担重，使一大批效益不是很好的企业硬是被压垮了。一个企业跨了，停止购买原材料，工人失去收入，又会导致另一部分企业市场疲软。这样，就像传染病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形成恶性循环。”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下去，势必进一步削弱企业的活力，打击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对整个宏观经济形势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钟朋荣说，在我国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应当实行轻税政策。这既是为了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增强企业活力的需要，也是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的人口多，需要别人来养的人也多，这是一个重要的国情特征，现在之所以出现企业负担重，农民负担重，总的根源就在于需要人养的人太多。无论是机关、企业还是农村，都有大量的闲置人员，这些人有的也有工作单位，实际上不给社会提供任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反而需要他人供养。他们的那些单位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有了这样一些单位，对社会的运转不但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反而增加不少麻烦。由于需要他人供养的人太多，直接创造财富的人所承受的负担就会加重。由于负担过重，其创造的收入扣除各种负担后，所剩无几，就会造成更多的人不愿创造财富的状况。
比如，在城市，很多人都不愿意呆在企业，都想往机关和事业单位钻；在农村，大量的土地被抛荒，农民感到种地收入少，不如在家呆着。在这样的情况下，加重税赋，只会使直接创造财富的人更少，使需要人养的人更多。
于是便出了一幅不太协调的景象：各种各样的机关大楼盖得非常现代，十分豪华，而企业的厂房、设备却仍然处于70年代甚至50年代的水平。
如何才能使更多的人愿意直接去创造财富呢？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减税。只有通过减税，使人们更多地投入生产，获得更多的纯收入，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创造财富。由此才会使整个社会需要人供养的人越来越少，使每个创造财富的人所承受的税负越来越轻。
著名的拉弗曲线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实行高税赋，政府不一定获得最多的税收。只有通过减税，使人们每创造一份收入，其中自己留下的份额较多，他们创造收入的积极性才会高；当全社会的人们都因此而提高了创造收入的积极性，社会的财富就会更多，政府的税收也会更多。
钟朋荣认为，“拉弗曲线”对我们这样一个非生产性人口众多、生产者积极性不高的国家来说，很有参考价值。我们更应该实行减税或轻税政策，鼓励更多的人投资生产，鼓励更多的人成为直接创造财富的人。只要长期坚持低税赋的政策，就会有更多的人走出机关、走出单位、走出乡村、走出家庭，去创办实业，把自己的闲置劳动力和多年形成的积蓄结合起来，通过自己的劳动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财富，给自己创造更多的收入，整个社会就能进入“直接生产者的税负进一步降低”的良性循性局面。他说，“我们应该造成这样的机制：使创造财富的人能得到更多的收入，使更多的人愿意创造财富；使整个社会需要人养的人压到最低限度；使每个创造财富的人所承受的税负以及其他负担越来越轻。”
2．树立小财政、大市场的思路
要把我国建成低税赋国家，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就是政府要转变思路，转变职能。也就是说，在发展思路上要把大政府、大财政转变到小财政、大市场上来，把通过政府的手进行投资转换成通过老百姓的手进行投资。这是建成低税赋国家的必备条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集中国家一切财力办大事，是加快国家经济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被充分肯定的。当时，除了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费用（即活命钱）以外，政府掌握了一切可以掌握的国家财产，用于全国重点工程的投资建设和社会教育、福利事业。政府几乎包揽了全社会一切经济活动，走的是一条大政府、大财政的路子。
改革开放后，集中国家财力办大事的基本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下来，政府在很多领域仍然扮演投资主体的角色。国家的建设项目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虽然由国家拨款改为国家银行贷款，但投资的风险却由国家承担，政府事实上并没有改变其投资者的职能。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集中财力办大事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话，在转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继续集中国家财力办大事，用政府决策代替市场选择，那将会是十分危险的。诸如广州乙烯工程、珠海机场工程等半截子工程和“工程完工企业破产”的事例在，全国不知有多少。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收上来的税费，就这样打了水漂，这势必又要加重纳税人的负担。
钟朋荣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转换一个观念，即认为只有政府把钱收上来，才能增加建设资金，才能增加国家财富。其实，将更多的钱留在老百姓手里，老百姓并没有都吃掉，大部分都积蓄起来，如果投资渠道通畅，大部分又会转化为投资。
实行“小财政”，必须改革“大政府”。钟朋荣说，首先，要精减庞大的政府机构，缩小编制，压缩人员，把由财政养活的政府公职人员压缩到最低限度。其次，要简化政府职能，包括政府对企业活动的管理。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保证市场的有序竞争，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的安全与稳定。还有，就是尽可能缩小由政府主管的财政投资范围，把财政投资转化为市场投资。除了政府要尽可能退出经济投资领域以外，原来由政府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务也要尽可能推向市场，比如学校、医院、街道清扫、公用设施维修、消防、治安、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项目，都应该尽可能地通过政府特许权转让、承包的办法委托民营企业来承办把“大财政”变成 “大市场”。
采用“大市场”的办法，说到底，就是尽可能通过市场筹资和融资的途径，把由财政出钱办事变成由老百姓直接出钱办事。比如，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可以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向社会公开招股，发行股票、债券，把老百姓私人的钱聚集到建设项目上来。钟朋荣认为，通过这种市场办法聚集和分配建设资金，至少有三大优点：
第一，筹资成本较低。如果由财政投资，政府就要收税，而企业交出100亿元，最终能用到建设项目上的资金可能是80亿元、70亿元或更小，因为筹资成本高。除了收缴税费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外，各地为了从这100亿元中分得一块，更是不惜本钱，上下疏通，请客送礼，各省的驻京办事处，各市县的驻省城办事处规格越来越高，花费越来越大，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向上要项目，要资金，所有花销都是财政投资所要付出的成本。如果通过市场发行股票筹集建设资金，只要付出一点发行费就够了，资金的筹集成本要少得多。
第二，使用效益较高。因为用股份制的方式和企业化的运作筹资、用资，它本身有一套有效的约束监督机制。资金使用者用股民的资金做项目，比起用财政的资金做项目，肯定要更加关心和讲究资金的使用效益。特别是用资者往往是最大的股东，实际上是把花钱和赚钱统一起来了，减少了花钱的中间环节，他们花自己的钱，想到的是要赚钱，自然会精打细算，节约每一分钱，其资金使用效益，肯定要比财政投资高。
第三，有利于调动人们直接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不是来自总收入，而是来自税后的净收入。税率越低，税后净收入越多，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就越高，就会激发他们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和增加投资的热情。
“小财政”与“大市场”之间是不能分割的，它们有着内在的经济联系财政投资的范围缩小，财政投资规模也会由此大幅度削减。政府的财政负担大大减轻之后，就更有条件实行低税赋，把税率降低到最低或最佳程度。长期实行低税赋的结果，企业就会休养生息、厚积薄发，迸发出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老百姓投资的大量企业都发展起来了，企业创造的社会财富增多了，老百姓手中的钱也会增加更多，采用市场筹资和融资的规模就会不断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小财政、大市场的办法，是把我国建成低税赋国家的必备条件，也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富有远见的正确选择。
3．减税并非减少财政收入
钟朋荣通过动态分析得出结论：减税不一定减少财政收入。1998年福建省对全省税源结构的调查结果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福建全省工商税源76%分布在福州、厦门、莆田、泉州、漳州五个沿海市，其中福州、厦门两市1997年应交税费占全省总量的52.5%；而宁德地区、三明市、南平市、龙岩市等山区四地市，应交税费只占全省总量的24%。从税率上看，沿海比山区明显偏低。其中龙岩市为全省最高，名义税负、实际税负分别为8.45%和7.60%，厦门市则最低，分别为3.65%和2.71%，两者相差近5个百分点。而政府从厦门市收到的税收，则是龙岩市的5倍以上。这充分说明，实行轻税政策，既有利于激活企业，发展地方经济，又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财源增加，财政收入才会增加，政府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的投入也才会进一步扩大。
实行低税赋政策，不仅会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还会使政府的财政负担大大减少。钟朋荣说，实行低税赋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放水养鱼”，为了藏富于民。它意味着更多的事情不是由国家办而是由民间办。事实上，究竟选择高税赋还是低税赋政策，说到底是整个社会的资金由谁来分、谁来用的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把更多的钱由市场分，企业用，更多的事由民间办，政府才有可能不断地增加对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的投入，人民才会过上更加富裕安康的生活。
当然，实行轻税政策，也不是没有区别的。钟朋荣主张，从我国当前的国情出发，应当实行低收入税、高消费税的政策。比如，为了吸引民间资金，鼓励民间投资，对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项目，对用于投资方面的收入实行进一步减税政策；对一些一掷千金，任意挥霍的畸型消费，就应该实行惩罚性的高税率。
以独特视角研究企业制度
1．国企业改制的“钟氏”定义
企业制度是钟朋荣近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北京视野咨询中心工作的重点是企业咨询和市县政府咨询，而企业咨询的重点又是企业战略咨询和改制咨询。至今，他们已经为几十家企业做过改制方案，而这些方案都是在钟朋荣的主持下，在一大批专家的参与下完成的。
杭汽轮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汽轮机生产企业。该企业的的主要生产能力部分已经上市，因此，对该企业的咨询，包括对集团公司的咨询和对上市公司的咨询两个部分，咨询的重点包括发展战略和改制两个方面。通过多次调查，钟朋荣提出杭汽轮发展战略和改制的总体思路是“局部改制，亮点扩张。”
这两句话也是北京视野给杭汽轮咨询报告的题目。这一思路的提出，与钟朋荣对改制的理解有关。钟朋荣认为，国有企业上市或组建集团公司都不算改制，只有卖掉才是改制。卖给谁？卖给本企业经营者；卖给职工；卖给民营企业；卖给外资企业。卖多少？卖50%以上，包括100%地卖。按照这样的定义，杭汽轮虽然已上市，但并没有改制。然而，杭汽轮卖给谁都很难，因为杭汽轮的资产盘子大，有6亿左右，谁都买不起。既然整体卖有困难，那就局部卖，比如，卖一个车间，卖一个分公司。如由管理层出资、职工参与，组建一个新公司，由新公司将原企业（包括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的一个或几个最具扩张潜力的车间买下。整个企业仍然是国有企业，但这几个车间是经营者控股、职工参股的企业。通过向这样的车间注入资金，使其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其产品既为本企业配套，也向外销售。经过选择，大家选定了齿轮车间，力求通过改制，把齿轮车间做成中国比较大的专业化的齿轮公司。
中国北方有两个陈（程）卖光：一个是原山东诸城市委书记陈光，他已经把国有企业全卖光，人称陈卖光；另一个是原河南漯河市委书记程三昌，他也是把国有企业全卖光，人们也称他程卖光。两个陈（程）卖光，卖法不一样。前一个陈卖光将国有企业卖给企业职工，大家人均一份；后一个程卖光将国有企业卖给本企业主要经营者。而后一个程卖光的方案，正是在钟朋荣的主持下策划和制订的。
钟朋荣认为，将国有企业人均一份地卖给全休职工，不利于调动积极性。因为股权激励有两个递减规律：一是股权对当事人的激励作用因当事人的职位降低而递减，当事人在企业职位越高，股权对他的激励作用就越大；当事人的职位越低，股权激励作用就越小。二是股权对当事人的激励作用因当事人的持股数量和比例的减少而递减。可见，如果将有限的股权在全体职工中平均分配，则每人所持有的股份都很少，对谁也起不到激励作用。
像以上这样的改制案例，钟朋荣已经做了几十个。正是由于将企业的研究与企业改制方案的设计相结合，钟朋荣对企业制度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看法。
2．出版《中国企业为谁而办》
1999年，钟朋荣在《中国企业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企业为谁而办》的长文。该文3万字，分三次发表。该文发表后，在企业界引起很大反响。在该文的基础上，钟朋荣于2000年出版了第一本专门研究企业制度的专著，书名即为《中国企业为谁而办》。
这本书之所以叫《中国企业为谁而办》，与他研究日本企业制度有关。松本厚冶所写的《企业主义》一书，钟朋荣读了无数遍，后又写了一篇万余字的读后感。题为。《日本企业制度的启示》。松本厚冶长期在日本通产省工作，对日本企业非常了解，后又在大学当教授，可谓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这本书既深刻又全面地介绍了日本企业制度的特点。其中有两个数字在钟朋荣脑子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是股东的回报率。日本股份的平均收益率从1951年12%的顶点持续下降，到1986年降到只有0.76%，比一年期储蓄利率3.76%的1/4还少。这就是说，日本企业对所有者几乎没有回报。另一个是股东的权力，股东大会在日本只是个简短的仪式。据统计，76%的企业股东大会时间不超过30分钟。至于股东会的内容有90%的股东会只是管理者做一做陈述说明，根本不再进行任何提问。回报率说明股东无利，股东会不超过30分钟说明股东无权。二者加在一起说明日本的企业不是为股东而办，而是为员工而办。在研究日本企业制度之后，钟朋荣有感而发：中国企业为谁而办？这一感概后来成了钟朋荣研究企业制度专著的书名。
在《中国企业为谁而办》一书中钟朋荣系统地研究了企业制度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中涉及到委托—代理关系、股东的主人意识、大股东的约束机制、“斑马经济”与“小狗经济”、家族企业的体制、集体所有制的制度缺陷、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归属、企业的分配方式、收入激励与股权激励的比较、经营者的选择机制、企业的决策机制、职工持股的目的、独立董事制度、职工与企业的关系等几十个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钟朋荣都一一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3．不要把企业办成孤儿院
中国上个世纪的100年，前80年是革命，包括土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改造，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这些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斗私、改私。经过革命，到70年代未，我国形成了以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形式。两种公有制形式在我国的经济总量占到近99%。80年代开始了持续20多年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形式改成多种所有制并存。
在改革中，人们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何谓现代企业制度？在许多人心目中就是美国的企业制度。钟朋荣认为，美国企业制度有几大特点：其一，股权分散。美国有数以万计的上市公司，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其二，两权分离。钟朋荣用一句话形象地表述，即自己的小孩自己不养，给阿姨养；其三，独立董事。怎样让阿姨不偷吃，好的东西真正能给小孩吃，其办法是请一批有名望的专家学者进入董事会当独立董事。安然公司董事会17名董事们中有15名独立董事；其四，股票期权。怎样让阿姨像对待自己的小孩一样尽职尽责，那就是让小孩喊阿姨为干妈。“干妈”一词是钟朋荣对股票期权制度的形象表述。结果，“干妈”们拼命做假账。一个安然公司就做出了35亿美元的假利润。通过造假，使股票价格猛涨。“干妈”们趁机将所持股票卖掉。结果，“干妈”发财，“亲妈”（即广大股东）倒霉。
在我们所知道的企业制度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国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股份公司、上市公司、日本法人相互持股的企业、家族企业。在这些企业制度中，钟朋荣认为，家族企业是优势最明显的一种企业制度。
近十年来，钟朋荣对家族企业作过大量研究，与刘永好、刘永行、陈金义、茅理翔等一大批中国知名家族企业的领导人交往密切。茅理翔是中国父子兵式家族企业的代表。他曾写过一本《管理千千结》，钟朋荣阅读书稿后写了50多篇达5万家的点评随后发表。钟朋荣曾四次与刘永好进行专题对话，一对就是几个小时。刘永行的一句话给钟朋荣留下了深刻印象：“个体户效率最高，全世界都如此”。钟朋荣在《中国企业为谁而办》一书中，用了较大的篇幅专门来研究家族企业。
美国的安然公司、世道公司等公司危机被称为美国企业界的“9.11”，也有人称为“华尔街危机”。华尔街危机发生后，钟朋荣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阿姨是靠不住的，自己的小孩还是自己养好。因此，华尔街危机之后，钟朋荣更加坚信家族企业是最好的企业模式。
家族企业的主要特点在于，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二为一，即自己的小孩自己养。自己的小孩自己养，其结果是小孩得到最好的照顾。
我们经常讲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钟朋荣认为，最原始的、最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来自产权的激励和约束。期权、年薪、奖金等措施，对经营者所进行的激励和约束都是派生的，其中就有一个激励和约束力的递减问题。企业规模越大，两权分离的层次越多。委托—代理链条便越长，激励和约束力也就越弱。这就是现代企业制度相对于家族制度最显著的弱点。
钟朋荣说，以前我们都以为中国的阿姨是靠不住的，而美国的阿姨是靠得住的。因为美国的阿姨有较好的职业道德。现在看来，美国的阿姨也是靠不住的，中国的阿姨就更靠不住了。说阿姨靠不住，并不是说职业经理人都是道德低下，而是讲绝大多数阿姨养别人的小孩不会像养自己的小孩那么尽心，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把别人的小孩当作自己的小孩养。
强调自己的小孩自己养，并不是说不要阿姨，而是说不要把企业办成了孤儿院，只有阿姨而没有父母，而是要把企业办成幼儿园或家教。在幼儿园，小孩主要由阿姨照料，但在阿姨背后有父母。阿姨虐待小孩，小孩会立即告诉父母，父母会找阿姨说理。家教则不一样，因为阿姨是在小孩家教小孩，父母时时刻刻都在身边，阿姨更是不敢不认真负责。
钟朋荣认为，一个企业的股权过度分散，会使企业成为孤儿院。他认为，股东的主人意识与股权分散的程度成反比。一个企业只有一个股东，他会有非常强的主人意识；一个企业有10万个股东，每人在企业只有10万分之一的股份，则谁都不会有主人意识，几乎所有的人都意识不到自己是某某企业的股东。这时，企业就成了孤儿院，阿姨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钟朋荣认为，无论是美国的股市还是中国的股市，都有存在着两个过度分散的问题：一个是股东数量的过度分散，另一个是股东的分布过度分散。所谓股东数量过度分散，即一家公司的股东数量多达几万或几十万；所谓股东的分布过度分散，即中国那么大，股东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的在新疆、有的在海南、有的在东北。由于两个过度分散，使公司的股东成了两无股东，即一无信息优势，二无股东意识。正是由于两无股东，使企业成了孤儿院。
钟朋荣认为，要使企业不成为孤儿院，必须让股东由两无变成两有，即变成有信息优势，有股东意识的股东。怎样才能实现这两个转变？这就是钟朋荣反复强调三板市场的一个主要原因。钟朋荣说，在温州、厦门、台州等地建立一些区域性的股票交易所，让一些优秀的民营企业去这样的市场上市，而买股票的又是本地投资者。这样，股民就会由两个过度分散向两个相对集中：一是股东数量相对集中，一个公司的股东不是几万、几十万、而是几千甚至几百人；二是股东的分布相对集中，一个公司的股东不是分布在全国产各地，而是集中在本乡本土。这样股东就会由两无股东变成两有股东。
从以上思路可以看出，钟朋荣是主张把企业制度和企业治理建立在“父母”（即股东）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阿姨”或外人的基础上。所有者应该成为企业制度的支点，而不是将独立董事、会计师事务所、证监会等“外人”作为企业制度的支点。不是说这些机构没有作用，不是说不需要这些机构的外部监督，但这些都是外因，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真正的内因就是两有股东，就是与“小孩”有骨肉关系的“父母”。
4．家族企业有优势
钟朋荣比较看好家族模式，但并不认为家族企业的股权完全不要扩散，搞成纯而又纯的家族企业。钟朋荣认为，家族企业在必要时应该做到两个适度扩散：对内，让“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参股；对外，通过三板市场，让本乡本土的父老乡亲们持股。虽然有这两个方面的股权扩散，但这些企业在本质上还是家族企业，是放大的家族企业。
面对一股独大所造成的各种不良后果，大家都十分痛恨一股独大。钟朋荣认为，如果上市公司没有大股东，意味着股权极度分散，意味着“阿姨”当家。钟朋荣认为，与“阿姨”相比，家族企业的老板当家至少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他们已经是亿万富翁（能成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个人资产一般不会是小数），正如裕兴的董事长兼总裁祝维沙所说，自己是见过大钱的人。小老板求利，大老板求名。做企业做到亿万富翁的地步，他们已经不是为利而奋斗，而是为名奋斗。所谓名，一是要大名，即提高知名度，青史留名；二是要美名，一般不会为了蝇头小利而毁了自己的名声，否则钱赚得再多也没有意义。
第二个特点：他们自己在企业有股份，而且是大股东，企业搞好了，利润大头是他自己的，当然，中小股东也跟着沾光；企业搞亏了，甚至搞垮了，他们自己亏的更多。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非人力资本一旦进入企业，将成为“天生的”风险承担者，其所有者有更好的积极性作出最优的风险决策。对比之下，人力资本所有者更可能成为孤注一掷的赌徒，失败的成本由别人承担，成功的收益自己却不会少。因此，越是贫穷的人越有积极性夸大自己的能力，越是富有的人越没有积极性谎报自己的能力。因此，让资本所有者拥有当企业家的优先权是保证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占据企业家岗位的重要机制，否则的话，企业家市场就会被大量的“南郭先生”所充斥。与只有人力资本没有非人力资本的一般经营者相比，与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乃至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任职的政府官员相比，他们是真正的股东，是以自有资本为抵押的经营者；与一般股东相比，他们是有决策能力的股东，是股东中的决策人。由他们做广大中小股东的代理人，为企业的重大战略决策把关，其代理成本最低，是最廉价同时也是最值得信赖的代理人。
第三个特点：他们一般都有较强的经营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既是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20年，也是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家茁壮成长的20年。中国的民营企业是“野生”企业，它们是在围追堵截中发展起来的，是在批判声和咒骂声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发展到今天，说明这些企业的生命力之强。而这些企业成长和壮大的背后，一般都有一个很优秀的“野生”企业家。刘永行、刘永好、祝维沙、王文京、汪力成、艾欣等人，就是这些“野生”企业家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但有很强的经营能力，更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这种人的某些素质是天生的，但更多的是后天修炼而成的，无论能力还是人格都是如此。为了企业的发展，为了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环境逼着他们不得不刻苦学习；为了摆平一道又一道的障碍，迫使他们不得不学会做人，不得不改掉这样那样的毛病。企业的成长过程，也是这个人（当然也有他身后的一批人）能力不断成长和人格不断完善的过程。由这样的人来把持上市公司，当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对于广大中小股民来说，将会比那些国有企业厂长、经理，比那些政府官员，比那些某些单纯的职业经理人把持上市公司要放心得多。
预言网络经济
1．出版网络经济专著
在网络风行的那几年，钟朋荣被一家网络公司——中国城市网（中国C网）聘为首席经济学家兼任总策划。那时的钟朋荣对网络技术还没有什么了解，几乎是个“门外汉”。他不耻于又回到“小学生”的起点上，只是“学业”长进奇快，由不得其门而入到卓然成家，只用了几个月的工夫，勤学、勤问、勤跑、勤动手的习惯，加上由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带来的触类旁通，钟朋荣不仅取得了发言权，而且成了网络业十分重视的权威声音。
中国C网是类似于英特网的公用网络，它不同于新浪、搜狐、8848等专业网站，而是用于进行各种信息沟通,可以依托它建立各种专业网络的基础性、共用性网络。
钟朋荣喜欢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一追到底，对网络同样如此。他每次到中国C网所在的成都都安排较多的时间与C网主要领导人和技术专家进行交谈，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中国C网请了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周明天教授担任技术顾问,周教授多次向钟朋荣演示和讲解中国C网的技术思路。当时，无论是出差坐飞机还是平时阅读书刊报纸，他都注意收集与网络相关的资料，并且对这些文献的内容都力求彻底消化和吸收。当然他也只能以一个经济学家和咨询专家的头脑去接受和加工这些信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以一个网络工程师的眼光去审视它们。
1999年4月，钟朋荣关于网络经济的第一部专著——《网络时代：重构中国经济》一书正式出版。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的题目是“上网的中国经济”；下篇的题目是“我所认识的中国C网”。上篇共44个专题，分别讲述了互联网发展对经济活动方方面面的影响，篇幅占全书的80%；下篇共10个专题，分别讲述了中国C网的主要特点和他对中国C网的看法，篇幅占全书的20%。无论中国C网总部还是各二级网站，都把这本书作为中国C网的主要宣传资料加以扩散。1999年中国C网总部在深圳参加高交会期间，带到会上的主要资料就是钟朋荣所写的《网络时代：重构中国经济》一书。该书在会上出售了一千多册。当时的中国C网已经有了100多个分支机构，许多分支机构的老总将此书送给当地政府官员和潜在的投资者，并争先恐后地邀请钟朋荣去做演讲，一时间，他成了中国C网的“精神领袖”。
2．预言网络经济未来
互联网对社会经济将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钟朋荣认为，现在感觉最明显的影响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即由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由批量经济转向个性经济，由间接经济转向直接经济，由国别经济转向全球经济。
钟朋荣认为，在网络经济时代，并非所有的经济都会虚拟化，但有相当一部分经济会由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他认为虚拟化最快的将是信息产业，如电影、录像带、录音带、光盘、图书、报刊等。他作为诚成文化公司的独立董事，2002年8月参观了大股东湖南出版集团公司开发的电子书后，更加坚信，电子书将取代纸制书，网络图书馆将取代传统图书馆。他之所以创办“总裁信息网”，正是因为他相信网上刊物将代替传统的纸制刊物。仅仅这两项代替，整个社会就可以少生产大量纸张，就可以减少大量的纸厂，就可以少砍大量的木材，少运大量的木材、纸张和印刷品，就可以节约大量的运输费用，当然也会减少大量的汽车。许多有形的信息手段都将被互联网的电子信息虚拟掉。
另一个将被互联网虚拟的大行业将是银行。有一次，钟朋荣在杭州的一条街上发现，几乎每十来米就有一家银行，一条街上有几十家银行。银行的房子装修豪华自不必说，每个城市高层和高档的建筑大多都是银行。房屋是银行的主要资产，营业网点的多少是银行实力的主要体现。银行那么多储蓄所、营业部，那么庞大的队伍，主要干什么？钟朋荣说，主要干两件事：一是点钞票，二是转支票。之所以要干这两件事，是因为流通中的货币是实物，即钞票和支票。随着电子货币的完善，电子货币将逐渐取代实物货币，一不要点钞票，二不要转支票，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上的电子符号解决。这样，满大街的储蓄所、营业部将会成为多余之物，每个家庭、每个企业的电脑屏幕将会取代现在的储蓄所、营业部。随之而来的是，房子、车子、桌子、椅子、柜子都将大幅度减少。
3．消灭大学、消灭文凭
学校将是第三个被互联网虚拟化的大行业。钟朋荣曾主持过网络教育的课题研究，组织若干专职人员，研究时间达半年之久。经过研究，钟朋荣得出了“两个消灭”的结论，即互联网将消灭大学、消灭文凭。他认为，互联网高度发展之后，大学将会被造课公司所取代。社会上将会出现众多造课公司，有只造一门课的小公司，也有造若干门课或造一个专业课程的大公司。他说，现在靠一个老师在那里备课，投入有限，有些不负责任的老师，甚至将几年以前的讲稿带到课堂上念。一个造课公司，为造一门课可以投入几百万，可以动用全国甚至全球几十位最优秀的教师，可以将研究人员、编辑人员、甚至网络专家、动画专家、策划专家等多方面人才的智慧和专业知识集合在一起，生产一门课相当于制作一套精美的电视节目。同一门课可能几十家、上百家公司造，大家相互竞争，学生们可以择优选用。因此，钟朋荣相信，在互联网时代，将会只有名牌的造课公司、名牌课程和名牌教授，而不会有名牌大学。因为学生们没有必要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北京，汇集到上海，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