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独树一帜
经济学界的“诗人”
1．写文章要力求让看得懂
比起介绍传主的学术观点所需求的严肃、严格、严密来，作“学术风格”评介是一件颇有趣味而且可以适当主观发挥的工作。而钟朋荣做学问、写文章有着鲜明的个性、与众不同的特点，许多学界名宿、资深编辑都有过不同角度的评价。每当灯下独自展卷品评，钟朋荣的文章就像某种磁场，使人不由自主地被深深吸引，让人或会心微笑或点头沉思。做学问有优劣之别，写文章同样有高下之分，无论多好的学术观点、多好的政策主张，只有引人关注，才可能深入人心。钟朋荣显然是此中的佼佼者。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在为钟朋荣的《谁为中国人造饭碗》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曾对钟朋荣的文字风格有专门的评价。他写道：“本书的文字也很有特色，非常通俗、朴实，可读性强。通篇几乎没有废话，从书名到章节的标题都很鲜明，单刀直入，易于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也易于让人了解并记住作者的观点和主张。比如资金投向问题，现在人们都赞成把社会资金引向中国短缺、需要长期大力发展的领域，如教育、土地基础设施、城镇建设、电脑网络建设等，而钟朋荣同志则把这些投向叫做造人、造地、造路、造环境、造网络、再造中国，其叙述别出心裁，引人人胜。”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也丝毫不掩饰他对钟朋荣文字风格的偏爱：“我断断续续读过钟朋荣同志写的文章。他的文章深入浅出，活泼生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无论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见解，都会被其新颖的论点所吸引”。
《中国高层智囊》一书的作者在有关钟朋荣的一章，一开头就这样写道：“在中国，能把经济学艰涩枯燥的名词和理论通俗易懂讲出来、写出来的经济学家中，除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厉以宁外，被誉为‘京城四少'之一的青年经济学家钟朋荣算得上比较突出的一位。”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则在他的随笔集《走进风险的世界》中，专门提到了钟朋荣。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没有‘失敬'之嫌的话，我要说我国经济学界有两位‘诗人'（当然或许远不止两位），一位是戴园晨，一位是钟朋荣。他们不一定真的写诗，但是形象思维特棒，经常能对经济学的问题、观点、理论，作出非常精彩的比喻，妙语惊人。”樊纲先生这句 “我国经济学界的‘诗人'”，可说是对钟朋荣语言风格最简洁、最形象又最贴切的概括。
钟朋荣的文章很早就在全国大报大刊上百发百中，且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证券报》等顶尖级报纸常常以整版或半版的篇幅发表，除了深刻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通俗而优美的文字。早在十多年前，不少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在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是：“以前总以为你是一个很年长的学者，原来是个年轻人！”。
钟朋荣在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时，一开始就追求语言的通俗化。对于一个有相当基层经验、过早开始经济学授业的学者，他似乎比任何人都明白，经济学作为经邦济世的学问，不但要有理论上的创新，而且更重要的是让每一个倾听者都能容易理解。他认为，经济学家也生产产品，这个产品也许是一个主张、一个观点、一个政策、一种思想。是产品就要考虑到市场，没有消费市场的产品，最多只能孤芳自赏。因此，钟朋荣致力做到不同学问背景的人群讲对方能听懂的话。为了使对方听懂自己的建议和意思，他能用最口语化的文词将每一个经济学门外汉打动，并能因此使谈话双方同样感到愉快。钟朋荣坚信没有经济学常识的大众才是自己所能体现价值的市场，让大众理解、明白经济学的一般常识，接受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是一个经济学家最有意义的追求。经济学家的思想要靠企业家、县长、省长来变成现实，如果一个经济学家的语言都让他们听不懂，那就根本谈不上实践，更谈不上把思想变为财富。再好的理论也只能供圈内人自我欣赏。
他大量的文章和著作，甚至这些文章和著作的标题、书名都非常口语化，使经济学家的著作更接近于畅销书的书名，而内容也是与此相一致。钟朋荣在自己的论文、研究报告、专著、演讲等各种表达中，都坚持一个原则，即尽量用大众化的语言，力求让每一个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看得懂、听得懂。这也正是钟朋荣所要追求的目标：让每一个人都能读懂自己的书，理解自己的思想，接受自己的观点。想当初，因在《经济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而被中央领导点名调到中南海，这除了他文章切中时势需求的穴位外，其简明易读的叙述风格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事实上，越是大众化的东西，越是通俗的东西，就越能让人们记得住，越能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钟朋荣对此深有感受，他说，中国历史上诗词很多，而在社会上流传极广的也就那么几首，比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两岸猿声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等。邓小平同志讲了很多话，但在人们当中流传最广的还是那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经济理论成果要做到表述通俗化，是要下功夫的。这里面有一个翻译的过程，就像把英语译成汉语。这一工作有时甚至比研究工作更困难。一个学者要掌握这套语言体系必须要深入实际，与广大的干部、企业家和老百姓进行深入的接触，通过这种接触，从他们那里吸取语言营养，然后尽可能用他们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经济学思想。
例如，在讲述如何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时，钟朋荣分别写了《谁为中国人造饭碗》、《鼓励人们为自己造饭碗》、《鼓励有产者为有劳者造饭碗》、《鼓励人们到国外去找饭碗》等文章。之所以反复强调“造饭碗”三字，说明我国失业是劳动力的绝对过剩，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扩大就业机会。而“造饭碗”三个字，老百姓一听就懂。
通货膨胀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怎样抑制通货膨胀更是一言难尽，钟朋荣在他的文章中只用简短的几句话，就把它说得清清楚楚：通货膨胀就是货币供给过多。货币供给过多，既有货币需求者方面的原因，也有货币供给者方面的原因。就需求者来说，他们总是拼命地要，迫使供给者不得不给；就供给者来说，他们常常是无条件地给。这种拼命要的需求者与无条件给的供给者凑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通货膨胀。因此，要抑制通货膨胀，必须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入手，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在货币供给系统和货币需求系统建立起三道“闸门”，使需求者不是无限制地要，而是有节制地要，只有当贷款运用的预期利润率大于利息率时才愿要；使供给者不是随便给，而是有条件地给，只有当借款者还本付息有保障时才会给。钟朋荣用这短短的几句话，很深刻而又清晰的说明了，我国通货膨胀是制度性的通货膨胀。所谓建立三道闸门，也就是通过三方面的改制，才能消除通货膨胀。
2．“妙语”和“妙喻”
钟朋荣擅长打比方，而且往往是独家发明，让人一听就知道是谁的“专利”。这样的例子，可以信手拈来：他把创造就业机会比做“造饭碗”，把设立经济特区、开发区比做“建塑料大棚”，把企业经营者侵蚀所有者权益比做“保姆挤太太”，把他所主张的设立区域性交易市场称为“三板市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而把复杂的经济学关系用一种人人皆知的典故、俚语或大白话加以概括，钟朋荣用起来更是得心应手。比如谈结构调整中的砍长线与补短线的关系，钟朋荣将之比做“钉文件”。几页文件装一册，有的页码印多了，有的页码印少了。如果以最少的那一页为基准，那么多印的就必然要浪费掉；如果以最多的那一页为基准，那么只需多印少量几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文件且没有浪费。对这一比喻，1997年《中华工商时报》的一篇短文曾将之与厉以宁先生的“木桶理论”作了对比，认为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十多年来，中国的股市主要为国有企业而办，许多国有企业从银行已经贷款数亿，都花光了，又上市融资，新融得的几亿资金没过几年又被挥霍一空，再向民营企业卖壳，一个所谓的“壳资源”，少则卖几千万，多则卖数亿。钟朋荣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帅小伙娶老嫂子”。他说，中国的小伙子命苦，娶不了大姑娘。大姑娘只能嫁给老头子，跟老头子生下三男四女，变成老嫂子，老头子不行了，老嫂子只好改嫁，再嫁给小伙子。小伙子不仅要娶老嫂子，连同老嫂子的三男四女一起娶回，这就叫买壳上市。他说，其一，把上市指标搞得那么稀缺，本来就没有必要；其二，稀缺的上市指标，首先应该给那些质量很好，效益很好的民营企业用，即大姑娘应该嫁给小伙子，而我们偏不，偏要让大姑娘嫁给老头子，即将宝贵的上市指标优先给了那些效益很差，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
钟朋荣曾把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和全国大一统的银行信贷资金称为“分灶吃饭”与“公共米坛”。饭分灶做，但米坛是公用的，结果大家千方百计地把公共米坛的米变成自家小锅的饭。钟朋荣认为，这是我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半期许多地方政府乱上投资项目的重要原因。这说明，单纯破除财政大锅饭，而不破除银行信贷资金的大锅饭，结果造成许多弊端。
1997年，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把城镇住房作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提出这一思路的背景是，我国城镇有许多严重缺房户，这就意味着我国城镇住房需求巨大。钟朋荣分析，恰恰是这些居民，购买力很低，因为他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我国许多城市“安居工程”的房子都有半数积压。这些房子的售价已压到了最低限，为什么还卖不了，这是因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
为了说明这一现象，他用了 “板车”与“汽车”的比喻。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城镇居民严重缺房或无房，但恰恰是这些人工资水平很低，一般都是厂矿、企业的工人和社会居民，他们每月的收入只有三、四百元，甚至两、三百元，买不起房子。这些居民为什么收入水平那么低？因为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低，用个形象的说法，他们是拉板车搞运输，创造的就是那么点财富，所以每月只能赚二、三百元，所以就买不起房子。而住房需求者恰恰是这些靠“拉板车”为生的城镇居民。如果政府给他们解决困难，是盖房卖给他，还是把他的“板车”改成“汽车”（指更好的生产设施和生产条件）呢？我们应该选择后者。首先，把这些社会财富用来造“造车”，而不是造房，使他们由拉“板车”搞运输改成开“汽车”跑运输，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他们每月的收入由二、三百元提高到二、三千元，才有可能去买房子，这时，再考虑造房子卖给他们住。
我国政府近来对失业问题比较关注，但政府关注的也是城镇失业，而且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上。统计部门所公布的失业率为3%左右，这一失业率的全称是城市登记失业率，恰恰把农村这个大头扔掉了。
事实上，农村的失业随时会转化为城市的失业。为了说明这一点，他用“鸳鸯火锅”作了一个比喻。大家知道，鸳鸯火锅一边是辣的，一边是不辣的，辣的一边放再多辣椒，不辣的一边照样不辣。然而，现在是鸳鸯火锅中间的隔板破了，两边的汤水可以相互流动，整个火锅都会辣起来。
失业问题也一样。现在农村失业者都涌到城里，既没有政策障碍，也没有交通障碍，就像“鸳鸯火锅”中间的隔板被打开了。无论是湖北的农民，还是陕西的农民，坐个快车一夜之间就进了北京。虽然北京市政府对外地人就业经常也作这样或那样的限定，但实际上根本不管用，别人该干什么照样干什么。北京的餐馆有几个是北京人开的？北京的发廊有几个是北京人开的？如果向公司老板提一个问题：你的一份工作，北京人能干，外地人也能干，你要北京人还是要外地人？多数老板都会要外地人。因为农村人比较实在，能吃苦，也没有那么多讲究。事实上，农村人在许多工种上与城里人展开了就业竞争，竞争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实际上就是整个“鸳鸯火锅”都辣起来了。
钟朋荣曾把国家所有、国家统一经营、国家自负盈亏的自上而下大统一的国有商业银行比作“红色染缸”，把老百姓的存款比作“白布”或“白纸”。这些白布或白纸进入染缸后，都变成了红色，即私人的资金都变成了“国家的贷款”，必须还本付息的资金变成了可还可不还的贷款，结果导致不良资产上升。为了说明这种现象的后果，他还借用雷峰塔做比喻。传说雷峰塔的砖能避邪消灾，附近老百姓都去偷塔上的砖。随着被偷拆的砖逐步增加，雷峰塔最终倒塌。我国银行有点像当初的雷峰塔，它的“砖”正一块又一块的被人掏走。如不采取措施，照样有“倒塌”的危险。
在把国有商业银行比作“红色染缸”的同时，他将成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概括为“一口红染缸，两个大赌场”。所谓“两个大赌场”，即上海、深圳两个股票交易所。他认为，正是由于这样的金融体系，中国社会最稀缺的资源，即资金，不是优先分配给那些效益最好的企业使用，而是被那些效益较差的企业大量浪费掉。
21世纪初，美国安然、世通等一连串公司的丑闻纷纷爆光，被称为经济界的“9.11”。媒体报道，美国三分之一的公司在做假账。在研究美国公司丑闻后，钟朋荣提出了几个非常有影响的观点，即“阿姨是靠不住的”、“自己的孩子自己养”、“不能把公司办成孤儿院”。钟朋荣认为，美国的公司制度有几个主要特点：其一，股份分散。美国有一万几千家面向全国的上市公司，这些公司的股东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其二，两权分离，即孩子不是由父母养，而是交给阿姨养；其三，独立董事占据董事会。安然公司董事会17位董事中15位独立董事。钟朋荣认为，股东的主人意识（即“父母”意识）与股权分散的程度成反比。一个企业股东数量越多，股权越分散，大家的股东意识越弱。股权分散到一定程度，等于没有股东，即“小孩”（指企业）没有“父母”（即股东），成了“孤儿”，企业成了“孤儿院”，“小孩”由阿姨们任意摧残。钟朋荣说，不是不要阿姨，而是不要把企业办成“孤儿院”，应该办成“幼儿园”，或办成“家教”，既要有阿姨，也要有“父母”。因此，钟朋荣认为，家族企业的特点是自己的小孩子自己养。钟朋荣认为，家族企业不是不要职业经理人，不是不要股权开放。但他主张，在阿姨身边一定要有“父母”，股权扩散要适度，在这里钟朋荣用“阿姨”、“父母”、“孤儿院”、“幼儿园”等比喻，说明企业制度的建设一定要以“父母”为支点，建立“父母”与“子女”的血缘关系和真正的关爱上，而不是以独立董事、职业经理人、外部审计等非父母为支点。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听他的报告会，演讲内容是募股与负债。在讲完了具体概念和实例后，他用非常精辟的语言概括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即“负债为自己打工，募股为别人打工，负债培养资本家，募股培养企业家。”这一琅琅上口的话特别容易让人记住，并且愈嚼愈有味道。
在钟朋荣近著《勤劳人的经济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勤劳人是把时间的流量转化成创造的流量，进而转化成财富的存量；而懒惰者则是把时间的流量转化成消遣的流量，最后流失的是财富，得到的是叹息。”这是一个经济学家写下的散文诗。
总之，只要你读过钟朋荣的著述，你随处可见一些精美的句子或惟妙惟肖的比方，而恰恰是这些如诗般的句子和妙喻撒落在其中，就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映亮了整篇文章。同样，只要你听过他的演讲，你总会被一串串生动活泼的经济学语言所感染，并在不知不觉中撑开了思路，受到了启迪。
3．“诗人”的情怀
其实，钟朋荣不独有诗人的流畅晓白的文字语言，还有诗人的济世悯人的人文情怀、诗人的激昂炽烈的充沛热情、诗人的萍踪鹤影的天涯壮游、诗人的针砭时弊的淋漓酣畅、诗人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字斟句酌、诗人的视富贵如烟云的清高浪漫、诗人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执拗、诗人的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襟怀抱负——在不少人的眼里，经济学家应该是冷峻的，他就应该用冷冰冰的数字、公式、图表和诘屈聱牙的经济学术语说话，不应该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经济学家应该是置身事外、高瞻远瞩的，否则会影响独立思考、失去公正立场，让现象掩盖了本质，无法实现从具体事物到抽象理论的飞跃；经济学家应该是专心于一个领域、心无旁骛的，这样才可能出大成绩，才能保证较高的专业水准。而钟朋荣诗般的语言却为他的思想插上了高飞远翔的翅膀，他的深入实际让他的理论更有实践价值，他的广泛涉猎使他的研究更为完善周密。那些看似矛盾的特征，奇妙地统一在钟朋荣身上，这，大概只能用“他有诗人气质”来解释了。
创新：是特色，更是追求
1.学者的生命在于创新
为钟朋荣写学术评传的事，我告诉了我的老同事、老领导，前《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华社高级编辑杨继绳先生，并请他谈谈他对钟朋荣学术方面的印象。杨继绳先生欣然应允，隔天便用电子邮件发给我，并嘱我“第一段请一定不要删掉”。杨先生编辑工作之余，长年致力于学术研究，并且卓有成果，被经济学家们引为同道，他的评价，份量自是不轻。遵杨先生嘱，全文照录如下：
学者的生命在于创新
近两年，出了一批为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立传的书籍。为学者立传，应当着重介绍这位学者在他所从事学术领域的创新，以及这些创新的学术意义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应当着重介绍这位学者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从这个过程中看出学者的学术态度和创造的艰辛。离开了这些，就不能称之为学者传记。基于这一点，我为立传者捏一把汗：中国当代的经济学家有哪些理论创新呢？也许我孤陋寡闻，凭我在《经济参考报》理论部工作多年的经历，我看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创新是凤毛麟角。别看不少人“著作等身”，但多数人是著书不立说的。
钟朋荣是我熟悉的学者之一，这不仅因为他是我的老乡，还因为我编发过他的多篇文章。我觉得钟朋荣是有创新的。就我所知，以下几点是他独有的：
关于“三角债”。就企业间的相互拖欠的“三角债”问题，学者们发表的文章不少，但有新意的不多。钟朋荣经过苦心研究，在90年代初期提出三角债可以分角为“线性债”和“环形债”。对于“线性债”，可以从“线”的端点注资来解决，对于“环形债”，可以通过银行清算来解决。这个新的说法把三角债的研究深入到可操作性的地步。据说，这一成果曾引起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关注。
关于“倒逼机制”。关于通货膨胀的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钟朋荣提出的“倒逼机制”却言人所未言。他着重研究信贷膨胀的原因，认为通货膨胀不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还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有关。通贷膨胀的根源在于中央政府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人为地将建设规模超国力，然后通过“基建挤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的机制。“倒逼机制”的提出，深化了对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的研究。这个理论把治理通货膨胀贯彻到整个经济运行过程的每一环节，而不限于财政和银行。在以后不少人的经济论著中文章中，“倒逼机制”这个说法经常出现。如果经济学研究也有专利权的话，那么，“倒逼机制”这个说法的专利权是属于钟朋荣的。
关于“审批经济”。在90年代中期，钟朋荣就著文指出，中国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审批经济。他较早对审批经济进行了学术描述，指出了形成的原因和危害，也指出解决的途径。进入21世纪以后，国务院才下决心解决行政审批的问题，可见这一理论的生命力。
钟朋荣还有其它方面的创新，我不再赘述。学者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那些著书不立说的学者仅是徒有虚名，不管他暂时如何风光，但人们迟早要把他忘记。当然，如果仅凭上述创新，钟朋荣也迟早会被人忘记的。不过，好在他还年轻，他很勤奋。我想，在今后的岁月里，他会有更多的、更重要的创新。”
杨先生不愧是一位资深的编辑，寥寥几段话，便抓住了钟朋荣学术特点中最本质的东西——创新。回顾钟朋荣20余年的经济学术生活，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不间断的创新，便没有今天的钟朋荣；把每一次创新成果作为攀登的一个阶梯，钟朋荣必将还会为中国的经济科学做出更多的贡献。
2.创新的“三要素”
“学者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钟朋荣正是那种具有“创新特质”的学者。
创新需要丰富的知识，需要前人的和别人的经验。钟朋荣对知识的追求从未停息。但他不满足于仅仅“学富五车”，仅仅做一个“有知识的人”。前几年有一本叫做《当代思想家自白》的书在大学里风靡一时，书中是一批社会科学界的精英们治学经历和心路历程的自我总结。钟朋荣在读书中的“自白”是他心声的坦露，也是对希望踏上学术道路的更年轻一代的谆谆告诫：如果仅仅会背诵前人的诗词，而自己不会写诗，那就不算是一个诗人；如果仅仅会演奏别人的音乐作品，而自己不会创作，那他就只是一个演奏员而不是音乐家。同样，如果只是搬弄前人或外国人的经济理论，而提不出自己的学术主张，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也不能算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任何一门学科，前景都在于创造，没有创新便没有进步。
经济学家天然地就应该是创新专家，天然地承担了创新的使命。这是经济学这门“致用之学”的内在要求。钟朋荣把理论创新归结为三个方面：一、发现前人未发现的新现象。这些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二、发现前人未发现的客观现象之间的新关系。真正了解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三、提出前人没有提出过的解决问题的新方案。经济学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不能解决问题便不能被称之为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宗旨也正在于此。
怎么去发现“新现象”、“新关系”进而提出“新方案”？钟朋荣的答案其实只是一句古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读书的重要意义，人们的认识差不多，那么多的博士、教授，大多都是读书破万卷的“读书人”。但对于“行路”，却只有少数人能真正认识并躬身力行。钟朋荣是一个老老实实的躬行者，是一个“走路原则”的信奉者。
经济学家不“走路”，坐在书斋里推演公式，就不可能发现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新现象”、“新关系”，他提出来的“新方案”便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钟朋荣被人称为“走出来的经济学家”，他本人也以此自许。谈到学术创新，钟朋荣对自己有一个“三七开”判断，即自己的学术成果有三分是“读”出来的，七分是“走”出来的。“走”，成了钟朋荣学术创新的主要源泉，成了钟朋荣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
3.理论创新与语言创新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大规模的相互拖欠货款、工程款的现象，众人皆曰“三角债”，国家还专此成立清理“三角债”领导机构。钟朋荣选择了“走路”：他走访了几十家银行行长和办事处主任，走访了十几家大小不等的工业企业和建筑、建设单位，运用他“读书”得来的知识，敏锐地发现当时中国的债务链有两种，一种是你欠我、我欠你造成的“多角债”，一种是我欠你、你欠他，由一个欠债引起一系列欠债的“线形债”，第一次对“三角债”的概念进行了区分和修正，在此“新现象”和“新关系”的基础上，他提出了用不同方法分别治理的“新方案”，并派生了一项清理欠债的“新政策”。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民营经济已成支撑我国经济半壁江山的重要力量，但几十年来关于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私有制是革命对象的意识形态却并未改变，成为中国人创造和积累财富的最大心理障碍，而限制、排斥、歧视民营企业，更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桎梏。钟朋荣找到了刘永行、刘永好，找到了陈全义、茅理翔，找到了一大批有名的和无名的民营企业家，与他们促膝交谈，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和想法。他看到了公有制下实际存在“公有私用”的普遍现象，看到了私有制企业实际上在为社会创造财富、为社会解决就业、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而它们的所有者禅精竭虑、日夜操劳，实际的消费和消耗却很少，他们的财产名义上归他们所有，实际归公共所用。于是他提出了“公有公用”、“公有私用”、“私有私用”、“私有公用”的四分法。几十家媒体以《为有产者正名》、《对传统理论的反思》等为题对钟朋荣的上述观点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报道，这对于政策制定者、法律制定者和普通老百姓会产生多么重要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世纪之交，中国即将加入WTO，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一场正面较量即将展开。于是国内许多部门、许多地方政府纷纷把目光盯在了做大现有企业上，甚至把许多规模不等、领域不同的企业拴在一起搞企业集团，把许多“小舢板”捆在一起代替“航空母舰”。这时的钟朋荣已为浙江的十几个市县做过发展战略咨询和策划，走遍了温州、台州等地的几十个乡镇和几百家企业。他发现浙江没有什么有名的大企业，只有实力雄厚、中外闻名的“大产业”。这一家家规模不大的家族企业是如何作大这些“大产业”的？钟朋荣把他的观察和思考形成了“小狗经济”理论：一、一个区域范围内的产业集中与单个企业的环节集中相统一；二、用市场交易关系代替企业内部的产权合作关系；三、用市场交易关系代替企业内部的管理关系；四、既争取了规模经济的优势，又保留了家族企业的优势。钟朋荣认为，这便是“小狗经济”的基本内涵。钟朋荣认为，提出“小狗经济”，其实是提出了中国企业制度选择和加入WTO后中国发展战略选择的问题。“小狗经济”是浙江经济成功的秘诀，也必将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竞争中取胜的重要战略。
近年来，我国的企业理论有许多是由美国的企业理论“克隆”而来，搞股份制、搞公司监管、搞独立董事，认为这既搞大、搞强了企业，又完善了企业管理，减少了企业和投资者的风险，是企业发展的理想模式。本世纪初，美国惊爆“华尔街丑闻”，一大批全球知名企业财务造假，欺骗投资者和监管者，我国国内则有“银广厦”等一批上市公司丑闻不断。是个别问题还是制度问题，钟朋荣还是用他的“行路”去寻找答案。他发现现有证券市场上职业经理人道德水平不高和股民数量、股民空间的两个分散，造成了股民既无股东意识，又无信息优势（两天股东），股民的投资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企业成了只有阿姨当家的“孤儿院”。于是他提出，中国应当尽快建立区域性的“三板市场”，股东由“两个分散”变为两个集中，让人们就近约束企业负责人的道德行为，让投资者增强股东意识，拥有信息优势（两有股东）。这样的市场，风险最小、成本最小，股市的筹资功能和投资功能才能真正地、持续地发挥。
正如杨继绳先生所言，钟朋荣的创新还有许多，这里不能尽述。他的理论创新，当然包含着语言的创新、表述方法的创新，但理论创新和语言创新毕竟不是一个概念，甚至不在一个层次。没有理论创新的语言创新钟朋荣视之为“不良学风”。他说，我为浙江的经济总结出包含四项内涵的“浙江模式”，人们说到“浙江模式”，就会想起三只小狗怎么搬倒一匹斑马的情形，就会自动理解和说出浙江模式的主要特征和功能来，因此语言创新是为理论创新服务的，离开了理论创新，语言创新不仅没有价值，还会混淆正确的概念，影响的人们对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与判断。如果说我的语言和表述方法还有一定的特色的话，这就是我的一点心得。
“善出奇招的京城红人”
1.一个“奇招”的后面是一系列艰苦劳动
上个世纪未以来，中国书市上有一套畅销书，名为《中国高层智囊》。这套书共出了八本，最初一本的副标题为“影响当今中国发展进程的十一人”。这本书一上市就非常畅销。后来作者就借势造势，将副标题改为“影响当今中国发展进程的人（之一）”，接下去就是之二，之三……。
作者将钟朋荣列入“影响当今中国发展进程的十一人”之一，其标题为“钟朋荣：善出奇招的京城红人”。
这本书出版后，书中所介绍的内容，部分学者并不满意。他们认为作者写这么重要的一本书没有与本人谈过，没有采访过本人，凭着个人的感觉就那么编，实在是不太负责。尽管如此，该书称钟朋荣为“善出奇招的京城红人”，至少也反映了钟朋荣的一部分特点。
出“奇招”似乎是与钟朋荣从事的咨询业有关，因为咨询业的任务就是给人出招。事实上，作为经济学家的钟朋荣，在并不面对客户，而是面对国家、面对普通百姓、面对广大企业时，同样是献计献策、奇招迭出。
钟朋荣认为，经济学家本身就是咨询专家，只不过咨询的对象不一样，取酬方式不一样。在咨询公司工作的咨询专家，主要是为企业、为地方出谋献策；而经济学家，则是为国家出谋献策。在《钟朋荣集》的自序一开头就有这么一段话：“经济学是一门实用学问，说得更具体些，是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一个家庭如何致富的学问。”。
作为经济学家的钟朋荣，不仅为国家出了一系列的“奇招”，而且他的“奇招”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第二个特点，他所出的“奇招”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第三个特点，他的许多“奇招”是在深入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例如：他提出在中国发展三板市场，即在温州、台州、厦门等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建一批区域性的股票交易所，是基于他对中国企业制度和中国股市的深入研究而提出的。他认为，中国股市的问题在于企业的老板——股东缺乏信息优势，缺乏主人意识。之所以造成两个缺乏，就在于股东的两个过度分散：一是股东的数量过度分散，二是股东的分布过度分散。发展三板市场，正是为了由两个过度分散变为两个相对集中。
他提出用贷款清理三角债，用非贷款措施清理线形债，是基于他对三角债和线形债的划分。之所以能提出这种划分，又在于他深厚的货币理论功底。当时，许多人都提出，只要增加贷款，专款专用，所有的债务问题都会解决。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就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债务链有两种：一是三角债，二是线形债，前者由货币短缺引起，后者由某些企业和建设单位的资金短缺引起。正是这些企业和建设单位的资金短缺，才引发了一条又一条的拖欠链条，这就是线形债。分清两种不同的债务链，才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解放问题。
他提出基金公司所买的股票365天不能卖，其可操作性不言而喻。《财经》杂志一篇“基金黑幕”的文章引起股市的震动，吴敬琏在中央电视台关于中国股市比赌场还不如的言论更是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于是，证券管理部门派出大量人员查处股市坐庄的问题。钟朋荣认为，那么多人炒股，靠证监会去查谁坐庄，谁没坐庄，是查不过来的，需要一套操作性更强的办法。“365天不能卖”的建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钟朋荣认为，广大股民凑上几个亿，交给基金公司，是为了发挥专家理财的优势。如果基金公司利用这几个亿或十几个亿的巨额资金优势，坐庄炒作，制造“基金黑幕”，将广大股民口袋的钱都卷到基金公司的口袋里，这相当于广大股民共同凑钱培养了一批高级扒手，由这些高级扒手再来掏自己的口袋。这不叫专家理财，而是庄家理财。如果说专家，则是掏口袋专家。结果，基金公司的利润主要不是从上市公司分来的，而是从广大股民的口袋里掏来的。基金公司所买的股票365天不让卖，则他们就不能坐庄炒作，更不可能从广大股民的口袋里掏钱，他们的利润只能是上市公司的分红，这样就会迫使他们的眼睛由盯广大股民的口袋，转向瞄准优秀的上市公司，只有选择优秀的上市公司才能分红。这样，基金公司就会由培养“高级扒手”的摇篮，变成培养投资专家的摇篮。
他提出在西部建几个特区，是基于他对西部地区大量的调查研究。他带领专家为山西运城、山西潞城、陕西榆林、宁夏石嘴山、新疆吐鲁番、贵州大方、云南罗平等许多西部地区做过区域发展战略的咨询，跑遍了这些地区的山山水水。
同样是因为对西部地区大量的调查研究，使他提出了官迫民富的主张。作为一个跑遍沿海许多地、市、县，又跑遍西部地区许多地、市、县的学者，他明显地感到西部与沿海的差距，其原因首先是勤劳程度的差别。沿海地区的人整天象蚂蚁一样忙碌，而西部，他走到哪里都看到一群一群的人在那里晒太阳，并且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虽然我饿着，但是我坐着”，对懒而穷心安理得。因此，钟朋荣提出：“治穷先治懒，治懒需要逼，逼民先逼官。”
他提出在龙港、鳌江一带建一个新形的海滨城市，是因为他带领一批专家跑遍了浙江南部的几十个镇，对平阳县、苍南县等县市有非常深入的了解；跑遍了福建北部的福安等县市，大量的调查研究使他感到浙南闽北这一带需要一个大城市，而且具备了建造大城市的种种条件。
善出“奇招”的确是钟朋荣的一大优势。研究通货膨胀，他出了个“建立三道闸门”的“奇招”；研究上市公司的造假问题，他提出 “已上市的公司新增资金用债券代替配股或增发”的“奇招”；研究中国的市场疲软和扩大内需，他提出“造地、造人、造环境、造网络、再造中国等”六造的“奇招”；研究民营经济的发展，他提出为“民营企业”建造“塑料大棚”的奇招；研究石嘴山的工业结构调整，他提出“发展内循环经济”的“奇招”；研究济源的发展战略，他提出“官逼民富”的“奇招”；研究浙江台州提升竞争力的战略，他提出“发展‘小狗经济'”的“奇招”，研究安阳的机床产业，他提出“两减、两买、一扩、四提高”的九字“奇招”。
钟朋荣所提出的许多“奇招”，有的对中央决策层产生较大影响；有的被地方政府和企业付诸实施并产生较好的效果。
钟朋荣之所以能进中南海，正是一篇“按商品经济要求改革投资体制”的文章；钟朋荣提出的用两种办法分别清理三角债和线形债的“奇招”，受到朱镕基副总理的重视，朱办秘书为此特地向钟朋荣打来电话；钟朋荣提出在浙江南部建一个大城市的主张，引起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的重视，张书记在其办公室与钟朋荣单独交谈两个多小时；钟朋荣提出的在陕北建设能源重化工基地的主张，引起陕西省长程安东的重视，程省长与钟朋荣进行过专门探讨，在钟朋荣的主张下，原化工部常务副部长、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和十多个厅长在京进行了两次的研讨，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的方案早已讨诸实施，榆林市政府专此向北京视野咨询中心发了感谢信；钟朋荣提出发展内循环经济的主张，引起宁夏自治区委书记毛如柏的重视，毛书记与钟朋荣进行过专门探讨；钟朋荣提出官逼民富的主张，在河南济源全面付诸实施，取得良好效果，《人民日报》对此作过专门报道；钟朋荣就安阳机床产业提出“两减、两买、一扩、四提高”的九字方针，被安阳市政府和安阳机床厂付诸实施，半年内节省资金上亿元，《经济日报》等许多媒体就此作过报道；钟朋荣为河南华信资金市场提出的“快速推进方案”，被当时的总经理李映辉在一个月全部付诸实施，1995年后三个月增加融资10亿，1996年继续实施这一方案，增加融资40亿，成为全国第二大资金市场；钟朋荣及其专家团队为福安市、平阳县、苍南县等许多地、市、县做的方案都已被当地政府实施。
“九字方针”也好、“四字主张”也罢，它们的后面是几个月的深入调查、十几万字的策划方案，十几位专家的集体讨论和多年的理论积累……“奇招”的背后，是一系列艰苦劳动的堆积。
2．争议有助于完善
钟朋荣所提出的某些“奇招”，在全国也引起很大的争议。争议最大的要算“妇女回家”和“官逼民富”。
“男人留岗，妇女回家”属于钟朋荣所提出的一系列“奇招”之一。钟朋荣提出这一主张的本意是给妇女多一种选择，使那些愿意回家的妇女能够心安理得的回家。结果好心被误解，遭到了不少妇女的批评，就连厉以宁、董辅礽等经济学家也明确表示了异议。
“官逼民富”的主张已经付诸实施，并且已经取得良好的效果，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原理，已经属于“真理”了。为什么还有不同看法呢？有些人主要是担心这又会导致某些政府官员搞强迫命令，强迫农民种这种那。钟朋荣认为，官逼民富本质上是官帮民富，帮助找项目、请师傅、帮助解决各种问题，如果说有强迫命令，那只是在干与不干方面，至于怎么干，则是老百姓的自主权。
钟朋荣所出的“奇招”，既有治国的“奇招”，也有治县的“奇招”；既有行业发展的“奇招”，也有企业发展的“奇招”。从这些“奇招”中可以看出，钟朋荣是一个很务实的经济学家，他既注重研究成果的思想性、理论性，更注重其操作性、实用性。
从这些“奇招”中还以看出，钟朋荣是一个充满创新意识也善于创新的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给企业家下定义时说，企业家最基本的特征是创新，企业家就是创新专家。其实做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创新，离开了创新就没有发展。正像一名作曲家，仅仅懂得作曲原理，仅仅能背诵前人的歌曲，而自己不会作曲，或作不出像样子的曲子，则这样的作曲家也算不得是好的作曲家，甚至称不上作曲家。钟朋荣似乎比较追求创新，他总是不断地创造出新思想、新主张和新点子。正是这种创新的特质，使钟朋荣在经济学界独树一帜。
为市场经济鼓与呼
1．一石激起千层浪
1992年7月11日，距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还有三个月之际，《经济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也应搞市场经济》的长篇文章。第二天，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40多家报纸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也对外播发了这篇文章,立即引起国内外极大的震动与关注。这篇文章的作者便是钟朋荣和时任中办调研室主任的陈进玉。
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即使是对政冶缺乏敏感的读者，也会毫不费力地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中共十四大将会有重大理论创新和重大政策调整，中国的经济体制将会发生巨大变化。
人们对这篇文章之所以格外敏感，是因为当时对于中国应不应该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党内外还存在争论或分歧，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这篇文章的发表，恰似给久旱的禾苗送来雨的消息。由于文章作者的工作单位特殊，发表时间又恰好是十四大前夕，因而人们纷纷猜测，这篇文章定是奉命之作，是官方安排的舆论宣传。而事实上，这完全是作者的“自主行为”。
钟朋荣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一直十分注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研究，特别是通过整理邓小平南巡讲话稿的“经济部分”，对中国搞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更加坚定了。他认为，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他当时的领导陈进玉在这一问题上与他深有共识，他们决定连袂撰文，向全社会发出呼吁。于是乃有此文的问世。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其一，大力发展生产力始终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如何合理地配置资源，使各种生产要素形成最佳组合、避免和减少浪费，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价格的涨落，引导生产力调节社会资源的流向，把有限的资源调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和效率最高的企业。其二，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必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换，都必须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实践证明，靠国家的计划定价和定期调价，很难实现等价交换。做到这一点，也必须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其三，劳动是人们谋生的主要手段，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动力。社会对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的分配，必须也只能遵循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而等量劳动交换只有依据通过市场形成的表现为价格的社会必要劳动这个尺度来进行。其四，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这种需要千差万别，瞬息万变。把这些信息及时地、准确地收集起来，并用以指导生产和流通，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是做不到、做不好的，必须借助市场这只遍及城乡各个角落的、灵敏度极高的触角。其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对外开放。实行对外开放，就必须沟通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只有建立完备的、与国际市场沟通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外经济活动才能顺畅、有效地开展。
钟朋荣和陈进玉在他们的文章中明确指出：“严格地说，当前，在我国不是要不要搞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如何在现在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问题，是停顿、倒退还是继续前进的问题。停顿、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如果让国民经济回到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老路上去，势必从根本上破坏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势必遭到城乡大多数群众的反对，势必导致生产力的大破坏和社会的大动荡。”可谓字字落地有声，观点毫不含糊。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如同引发了一枚重型炮弹，顿时消除了人们心头的疑虑，喊出了当代中国人变法图强的强烈心声。
2．一篇文章和一个新时期
现在回过头来看， “社会主义也应搞市场经济”这句话是多么普通的一句话，但在当时它却宣告了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只要我们简单地追寻一下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回顾一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对峙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会掂量出这句话的真正份量。
从世界范围讲，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已经延续了近一个世纪。“计划经济”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是20世纪20年代—80年代末这段时期社会主义世界的历史现象。它完全排斥“市场经济”，否定市场的作用，无限地夸大计划的作用，把国家的经济生活完全置于政府的计划之下。
早在前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前，从20世纪初期开始，西方的经济学家V·帕累托、巴罗内、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就探讨过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以至于发生过所谓的“30年代大论战”，论战的核心内容，就是社会主义能不能用非市场的方式或手段来配置资源。结果，随着论战的持续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与发展，无论是东方或是西方，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形成了一个不变的思维定式或教条：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既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水火不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峙就不可改变。
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全世界已有14个国家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这种体制在战争和战后恢复时期， 为动员和集中社会一切力量，有计划地加快国家重点工业项目建设，起到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由于这种体制排除竞争机制，缺少市场调节，也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自50年代以来，为了加快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对这种体制进行的改革探索，也从未间断过。但除了南斯拉夫曾经把计划经济体制改成劳动者联盟的自治经济体制外，其他国家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为什么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历程会如此艰难？为什么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就寻求不到更适合的经济体制模式？归根到底是由于跨越不了理论上的禁区，即社会主义必须排斥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这样，在社会主义各国的面前好像就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选择社会主义，不要市场经济；要么选择市场经济，不要社会主义。尽管各国在几十年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经历过种种改革的阵痛，经历过一轮又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但始终未能找到出路。直到8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日，这些国家的执政者还是相继选择了要市场经济而不要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的基石之一。对于市场经济，不仅理论上被斥为异端，就是谈论或主张市场经济的人也被视为异已。早在五、六十年代，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孙冶方，因为先后提出过有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思路或观点，都遭到严厉地批判，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改革开放后，为了确立一个新的发展思路，1979年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新概括。虽然允许市场调节，但与实行计划经济的体制没有本质区别。在这以后，我国经济学界的于光远、薛暮桥、马洪、吴敬琏等一大批经济学家又一次把改革的取向指向了市场，“计划派”与“市场派”的争论或斗争也更加趋于激化。到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把“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说法放弃，改换成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提法。对这种只能说包含了一点点市场经济观念的主张，“计划派”都不能接受，后来还把“市场派”的观念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或斗争中，应该说，第一个举起市场经济旗帜的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认为，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产物，是错误的。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不要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他最早进行了探索，并打破了“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教条。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时谈到：“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次谈话因为没有在报纸上公布，也没有对全国产生影响。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接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团长格隆瓦尔德时又讲道：“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更有利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等等。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导了邓小平这次接见的消息，并在标题中写明：邓小平说：“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又一次讲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次讲话影响到了全党、全社会。
然而，即使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多次论述，观点鲜明，如雷贯耳；即使中国经历了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在不少方面对传统观念已有较大突破，直到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夕，在我国的正式文件和主流经济学中，对市场经济的提法仍然讳莫如深，学者写文章、官员讲话，都避而不谈市场经济。钟朋荣作为理论工作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面对理论界这一片凝重的空气，敢于在党的十四大之前，率先打破沉默，言人所欲言、言人所未言。作为理论工作者，不仅要具备优良的学识、学品，还应具备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胆识。青年学者钟朋荣在学界如日中天，名声赫赫，正是他优秀的学识、学品和过人的勇气、胆识的必然结果。
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了，江泽民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0月18日，中共十四大通过决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通过组织程序在全党被正式确立了下来，并在不久后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而钟朋荣、陈进玉的《社会主义也应搞市场经济》，至今被人认为是一篇破冰之作。
创建“勤劳人的经济学”
1．《勤劳人的经济学》的出版背景
凡是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名著《国富论》，大概是借鉴《国富论》三字，钟朋荣于1999年出版了《民富论》一书。之所以用“民富”二字，与钟朋荣对我国的国情的理解和他的成长背景有关。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基本特点是，将一切财富都集中于国家，特别是集中于政府，与这种体制相匹配的意识形态，则是只强调国强，而忽略民富。当时有一句很有名的口号，即“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与此同时，长期进行斗私、批私运动。在这样的观念和体制支配下，全国人民辛辛苦苦的干了几十年，至1978年来，城乡居民存款余额只有210亿元，每个存款不到20元。民穷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钟朋荣作为经济学家，特别强调民富。
两年后，在《民富论》的基础上，钟朋荣又写下了《勤劳人的经济学》一书。后者是前者的续篇，或者说是前者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在《勤劳人的经济学》一书的首页，钟朋荣写下了这样的三句话：“国富之本在民富，民富之道在于民勤，民勤之理在于私人财产的安全性，在于低税负，在于政府的廉洁高效”。
钟朋荣说，他是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来的人， 30多年的观察和20多年的研究，自己的经济学思想，都汇集成了上述三句话。如果将这三句话倒过来，则有以下逻辑关系，即只要私人财产有充分的安全性或永久安全性，只要低税负，只要政府廉洁高效，则多数老百姓都会勤劳；只要勤劳，多数人都会富起来；只要多数老百姓都富起来了，国家自然会富起来。
2．勤劳是财富之本
钟朋荣认为，勤劳是财富之本，一个国家要像一个人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人们的勤劳精神。经济学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要鼓励勤劳，保护勤劳，让更多的人勤劳起来。
钟朋荣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有四种不正之内，即赌风、炒风、偷风、敲风。赌风，即打牌、赌博严重；炒风，即炒房地产、炒股票、炒邮票等；偷风，即有的地方偷盗严重；敲风，即有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都千方百计地挤入行政机关。导致政府机关膨胀，而这些膨胀的机关，又想方设法审批盖章，以此对企业敲诈。这四风说明，中国社会不想创造财富，只想分享财富的人太多了。
一个社会，要让多数人成为勤劳人，成为财富的创造者，首要的一条，是要有对勤劳人的激励机制。最直接的激励机制，就是收入与劳动贡献挂钩。计划经济年代之所以贫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与劳动贡献脱节。8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而农村改革又是从分配体制开始，即由“大锅饭”变为大包干，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其余的是自己的”。有了这样的激励机制，勤劳人就多起来了，粮食也就多起来了。因此，20世纪80年代头几年中国粮食连续大增产，就是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勤劳起来的结果。在粮食增长率背后，是中国农民勤劳的增长率。钟朋荣认为，要使收入能更好地起到激励勤劳的作用，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实行低税赋政策。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不是来自总收入，而是来自税后净收入。同样多的总收入，税收越低，税后净收入就越多，人们创造财富的劳力就越大。
钟朋荣说，国家花那么多的代价集中资金，不就是为了修某条公路、建某所大学吗？如果不是采取税收收上来，财政分下去的办法，而是藏富于民，然后通过股份制，采取人民公路人民修，人民大学人民建的办法，让老百姓直接向这些项目投资，这样就会减少很多中间环节。
钟朋荣认为，将资金集中在政府，还是将资金藏富于民，然后人民公路人民修，人民大学人民建，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创造财富的激励机制的差别。张先生夫妇办了一个小小的企业，一年赚10万，如果其中8万都作为税费交给了政府，张先生夫妇就没有多大的动力把企业办得更大。今年他们每天工作10小时，明年他们就不想那么累了，明年准备每天工作8小时，反正赚多了也不是自己的。如果张先生一年所赚的10万元，其中只有2万元交给政府，8万元自己留着，两口子就会商量，把企业再办大一些，自己再辛苦一些，今年每天干10小时，明年每天干12小时。应当看到，政府少收了6万元，张先生夫妇多留了6万元，这6万元张先生夫妇一般都不会增加消费，一般都不会把这6万元都吃掉、花掉，他们会增加投资。比如，政府要修一条路，组建了一个股份公司，向他们发股票，而这条路的前景很好，张先生夫妇就会将这6万元用于买公路股票。结果，这6万元还是用到了政府想做的那个事上。惟一的差别是，张先生家里多了一张“纸”，即公路的股权证书。这张纸可是一张魔纸。张先生夫妇感到自家的财产又多了6万元，即多了一张面值6万元的股权证。正是这张“纸”，激励着张先生夫妇更加努力地工作，也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更加努力地工作，结果促使更多的人勤劳起来。我们可以把这张“纸”称为造就勤劳人的魔纸。要在中国造就更多的勤劳人，很需要增加这种魔纸；而要增加这种魔纸，就应当实行低税赋政策。
在这里，我们要转变一个观念，即认为放在老百姓那里的都是私人的钱，只有收上来，收到国家财政那里，才是社会的。其实，国家少收并不等于老百姓都用于消费，而是买了那些公路、电站之类项目的股票或债券。结果，放在老百姓家中的只是个虚拟的东西，只是一张纸，真正的财产是公路，是大型项目。这样，国家该上的项目并没有因减税而受影响，但是老百姓家中因多了一张“纸”——股票或债券，这张纸成了他们进一步创造财富的巨大动力源泉，因为他们会感到自家的财产因全家人的勤劳和节俭而增加。老百姓作为这些项目的股东或债权人，他们会从这些项目的盈利中分红或派息，但这些红利一般又会投入到新的项目中，他们家里只是又增加了一张新“纸”。结果，整个社会的项目越来越多，每个家庭所持有的纸——债券或股票越来越多，在这些“纸”的推动下，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有增无减，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
3．保护勤劳人的成果
钟朋荣认为，保护勤劳首先要保护勤劳的成果。勤劳人把时间的流量转化成创造的流量，进而转化成财富的存量；而懒惰者则是把时间的流量转化为消遣的流量。鼓励勤劳保护勤劳，就是要把个人的合法财产切实保护起来。没有考分制度，学生就会丧失学习的热情；没有金牌制度，运动员就会缺乏训练的动力；没有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人们就会缺乏创造和积累财富的热情，私有财产制度是激励人们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杠杆。正是在这一杠杆的推动下，人们才拼命创造、拼命积累。
政府的廉洁高效，是鼓励勤劳、保护勤劳的重要条件。政府的作用在于千方百计地为人们创造财富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在我国，由于政府的机构膨胀，公章太多，审批大多，延长了办事过程，降低了办事效率，影响了人们创造财富。钟朋荣提出，政府部门如果下决心将公章减少50%甚至80%，把盖章的时间缩短50%甚至80%，中国社会每年所创造的财富就会增加好几个百分点。
“官逼民富”与“逼官富民”
钟朋荣的“民富观”
随着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的兴起，不仅给西方世界带来更加丰裕的商品，更确立了新型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力加上新的生产关系，使西方诸国成为我们所说的“列强”。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华帝国，却在这大好机会下一味因循守旧，西方列强的明抢暗夺，更是雪上加霜，文明古国沦为“东亚病夫”，曾经的物阜民丰日趋国弊民贫。为富国强民，一代代志士仁人为之奋斗，为之探索，但却没能彻底改变中国落后贫穷的面貌。是邓小平的有力措施，第一次使中国人的生活摆脱了赤贫的阴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百年的积贫积弱，不可能一朝改变。中国在总体上进步了，但地区差距在拉大；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大部分人却依然贫穷。国家的真正富强，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目标。
怎样才能使国家富强，使贫困地区富裕起来？是钟朋荣兴期以来孜孜追求的学问的“最高境界”。1995年钟朋荣出了一本《钟朋荣集》，书前有他的一个“自序”，可以看作是他的“富民观”的一个缩影。
“经济学是一门实用学问，说得更具体些，是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一个家庭如何致富的学问。其他一切的一切，都应当以此为目标，并为这一目标服务。人们为什么要那么忙碌？人们为什么要结成这样或那样的生产关系？就是为了搞饭吃、搞衣穿、搞房住等等。总起来，是为了能够生活下去，并尽可能生活得好一些。
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体制、管理方法，等等。都是以此为目标并为此服务的。
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勤劳的中国人民快快富起来。我看到温州等地的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都富起来了，都盖上了楼房，打心眼里高兴，总想着，如果中国人民都这样就好。我研究经济一直把这作为最高出发点。在我看来，为了实现这一点，其他都是方法，都是手段，都是可以改变的。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一切新的办法都是可以实行的；违背这一目的，一切老的办法都是可以放弃的。”
钟朋荣为这门“致富的学问”能帮助更多的人致富，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他要用他十几年所学所思观察我们这个现实社会，用他观察、了解到的社会现实充实他的理论，并用实践中形成的理论帮助更多的人致富。中南海工作的六年，他大致了解了中国宏观决策的整个体系、机制和方法，了解了国家全局的概貌。“下海”后的日子，他不再“身处庙堂”，而是一介“在野”的“清流”，这正是他有选择地接触地方、企业，深入到国内的各个有代表性区域、行业的大好机会。
他到广东、福建、温州等地考察、开会、做方案，看到的是发达的交通、人们光鲜的衣着，是城镇的高楼大厦和乡村的精致小楼，是满载货物的集装箱货车和热气喧腾的大小工地，看到的是当地人繁忙紧张地从事各种劳作。他仿佛感到中国的富强、中国的现代化正扑面而来，令他万分欣喜。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广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国家给了比较特殊的政策，它又地处沿海，对外经济交往比较方便，具有区位优势，还有丰富的华侨和港澳关系资源，得到了外部资金的支持。福建也有类似的优势，所以，它们富得快些。那么温州呢？温州并没有明显的政策、资源、区位优势，为什么也忝列富裕地区行列？经过认真了解和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除了各种外部的原因之外，最关键的有一条：广东、福建、江苏、浙江这些沿海地区的人，都比较勤快。这是沿海地区的共同特点，也是沿海地区先富起来的主要原因。
相比之下，他在中西部一些地区看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满目荒凉、茅屋土棚，每天大白天都能看到村口路旁蹲着长长的一溜人在袖着手晒太阳。一位陪同他的当地干部很难堪地告诉他：这就叫“虽然我饿着，但是我坐着。”意思是虽然我穷，但我得到的是轻闲，你虽然有钱，但你却忙得要命、累得要死，我比你还要强些。此情此景又仿佛让他觉得，中国的“富强”、中国的现代化是那样遥不可及，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正在拉大、拉大……为什么穷？钟朋荣不得不下这样的结论：这里除了某些条件的天然不足外，比较“懒”的人占相当的比例。懒惰，是种种原因之外，中西部大多数地区比较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
推而广之，钟朋荣说，如果一个国家，大多数人都比较懒，那么这个国家肯定比较贫穷。他认为，中国落后了，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懒人太多了。
懒惰必受穷。穷到难以生活下去，办法还有一条，那就是去“要”：找政府去要救济、要补助。于是“懒、穷、要”形成首尾相接的一个循环圈。自己不能致富，往往就有人影响他人致富，或强行要求别人“资助”他，或干脆去偷人家塘里的鱼、园中的菜，或因眼红而阻挠干扰破坏，以搞垮别人为乐事，政府也无奈他何。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放着遍地的资源却需要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来为本地区“扶贫”，闲着自己的劳动力却需要其他劳动者的收入转移支付来为自己“济困”。
2．“富逼民富”与“逼官富民”
一个“懒”字，并不能完全解开“穷”的谜底。钟朋荣又解出了“谜中谜”：民不富，还与我们的官不勤，甚至不愿让民富，千方百计阻碍民富有很大的关系。
他多次在给一些地方党政干部讲课或作报告时，神情激忿地表述他的观点：都说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各级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服务？过去有些左的干部，看到他治下的老百姓饿死都心安理得，他只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执行者，当他看到人民群众因为自己的辛勤劳动而生活富足起来，就坐卧不安，看着国家一天天在衰落却视而不见，感觉良好。人民养活他，他却要卡人民的脖子，这种人良心何在？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干部“为人民服务”，主要工作就是帮助人民群众致富！
有了这样的思想背景，才有了他“官逼民富”、“逼官富民”的一系列理论和措施。
他认为，像温州这样的沿海地区，虽然既无多少资源又无多少国家投资，人均耕地只有3分多，但那里的人因此而养成了跑遍天下自己找饭碗的习惯，大部分比较勤快，脑子也灵活，眼界也开阔。那里的人即使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也千方百计要去赚钱养家，改革开放后，他们创造财富的热情更高涨了，因此那里的政府，完全不需要对他们发号施令，不需要干预他们，只需做好各种服务，做个“无为”的政府就是好政府。
但中西部却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用他们的累和忙，帮着老百姓致富。他说，目前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一个大的障碍，就是小富即安的意识和怕担风险的思想，缺乏致富手段和技术，开放意识淡薄，缺少合作精神，总归一条就是“懒”，不仅是行动上的，更主要是心理上的、思想上的。他提出，对那些想致富而不知如何干的人，政府有责任去动员他们致富、帮助他们致富。但对那些动员都不起作用，一味懒惰下去的人，政府则要“逼”其致富。
这就是那句后来风縻一时，被许多中西部地区县市作为富民工程口号的“官逼民富”。“懒、穷、要”的旧循环变成了 “治穷先治懒，治懒必须逼，逼民先逼官”的新的循环关系。钟朋荣又将其解释为四种互逼关系：官逼官富民，官逼民致富，民逼官富民，民逼民致富。
3．河南济源——“钟氏理论”的“试验田”
其实，得以让他把他的“民富思想”转化一个成体系的具体措施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1995年4月，包括钟朋荣在内的北京20多位经济学专家教授应邀来河南省济源市为当地“九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提建议。本地一个村的作法引起他的注意。这个村为响应市里的“富民工程”号召，解决本村村民种地之余无事可干的状况，采取一种土办法，即村支书跟支部委员，村委会主任跟村委委员，委员们再跟村民组长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确定明确的年度任务和指标。村民组长则跟村民签合同，根据各家能力的不同，要求每个农户必须上一到两个项目，还规定了什么样的规模才算一个项目，如每养10只羊、5头猪或种10亩林果算一个项目，每户年纯收必须达到多少，还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如村里提供技术和销售服务等等。如果拒绝选项目，则村里在宅基地、计生指标等方面就给予限制。
这个看似不讲理的做法却引起了钟朋荣的兴趣。后来的“官逼民富”，就是他的民富思想结合这个村的办法，进行头脑“再加工”的产物。1995年9月济源市正式委托钟朋荣和他主持的视野咨询中心策划济源的总体发展方案，“官通民富”是其方案中的亮点之一。理所当然地，这套历经调查研究、详细论证的方案，就在它的诞生地进行实施。
首先是在全市农村进行宣传教育，组织代表参观取经。然后便实施钟朋荣的“十五字”方案：选项目，找“头羊”，请师傅，设基金，找市场。
选项目最难。市里负责收集信息、初选适合本地的项目。然后，组织专业人员评估，还要考核评估的准确程度，确定对选项目的奖罚，同时积极牵线搭桥，引进项目；。
找“头羊”最重要。他们选的带头人，是有一定资金实力和经营能力、敢冒风险、有创新意识的人，鼓励他们实验，对他们扶持帮助，失败了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偿。
请师傅必不可少。政府一方面从外边帮助请，一方面动员本地专业人员，还鼓励师傅随项目一起来。
设基金是个新创举，也是增强实力，抗御风险的手段。一块是财政反哺，减税、退税、补贴、贷款；一块是成立由政府、集体、农户等多头出资的创业风险基金；一块是加强“官可奖罚民、民可奖罚官，上级可奖罚下级，下级可奖罚上级”的奖励基金，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找市场是富民工程成败的关键。一是加快市场设施建设，二是以优惠政策大规模召商，三是鼓励部分农户从生产中脱离出来，成为经销专业户。
其余的在体制和组织方面，他们着手尝试股份合作制、公司加农户、生产基地式经营等体制和组织方式，以增强后劲，适度发展规模经济，保证持续发展。
“官逼民富”方案，受到全市上下的广泛认同，市、乡各级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迅速行动起来，以市领导为第一级责任人，按方案要点布置工作，很快这个市的农村经济便空前活跃起来。一年之间，作为重点项目的小尾寒羊，由5万只发展到15万只，较先进的羊毛衫织机由20台发展到400台，集镇市场也活跃起来，各种专业大户越来越多，用当地干部的话说，全市农村发展经济的气氛已经营造出来了，人气更旺了。目前，这个市从单一自然农业向非农化、规模化转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官逼民富”对于济源市整体经济地位提升和加快发展步伐，已经显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可以说，钟氏“官逼民富”方略已在济源这块“试验田”里获得初步成功，为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脱贫致富，树立了一个可供参照实施的样板。
4．“‘逼'字用很好”
“官逼民富”的理论和实践，引起了理论界和新闻界的关注。《中华工商时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等派记者前往济源实地调查了解。他们的报道又引起其他媒体的轮番报道，一时“官逼民富”成了热门话题。
1995年12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济源现象暨中西部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到会的著名经济学家对“官逼民富”的思想给予了很高评价。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说：“我对‘官逼民富'这种提法非常感兴趣。‘官逼民富'就是说老百姓要富，政府起着督促、帮助的作用。但我从这句话想到另外三句话，如果能把这四句话统一到一起，似乎更好一点。第二句话是‘官逼民智'，不仅要富，还要使他们受教育，逼着他们受教育。现在义务教育推展不了，就是要逼。第三句话‘民逼官清'，要有监督机制，要官员清廉，但光清廉是不够的，清廉而不干事也不行。第四句话‘民逼官明'，明，明白道理，明如镜，看问题看得清楚。”
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说：“钟朋荣同志第一个提出官逼民富的概念，‘逼'字用的很好，老百姓有一种小富即安的思想，对官员来说，有怕你富的思想，尤其是某些地方，某个人富了以后，指责、非议都随之而来。在这种状况下，官能鼓励民富，为老百姓开路，是难能可贵的。”
那次会议的观点，成了首都及南方各大报纸和电视台、电台的重要新闻，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等还发表了就“官逼民富”对钟朋荣的专访，香港报纸也不甘落后，以与北京同步的速度抢发了新闻。
“官逼民富”的思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南方一些贫困地区被当地政府迅速推广开来，不少地区收效明显。但钟朋荣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有的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由于方法失当，给农户造成压力，有的地方光“逼”不帮，引起了农户的埋怨。于是有人担心这个“逼”字会染上“左”的色彩。钟朋荣对这种担忧表示理解。他说，这个“逼”字，是逼着不愿干的必须干，这只是意思的一半。另一半则是帮助、扶持，这和计划经济下强迫你必须种什么不种什么、养什么不养什么是完全不同的。逼的目的，是让群众树立一种创业意识，逼群众去闯市场、认识市场，从而增加从市场上获得效益的能力。地方政府在帮助他们、引导他们、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应该认识到“逼”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逼”出群众的市场意识后，就要因势利导，引导他们向现代经济发展。
“小狗经济”：为浙江经济“点晴”
1．“小狗经济”论的由来
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尤其是江浙一带，“小狗经济”、“斑马经济”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钟朋荣的名字也随着“小狗经济论”的广泛传播而被基层民众所熟悉。
小狗怎么与经济挂上了钩呢？“小狗经济论”究竟说的是什么呢？
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动物世界”节目中，钟朋荣有一次看到：三条小狗面对一匹大斑马时，就一起扑上去。第一条小狗一上去就咬住了斑马的尾巴，第二条小狗一上去就咬住了斑马鼻子，无论斑马怎么用力撞呀、踢呀，小狗就是死死咬住不放。由于斑马首尾被制住，已经丧失了自卫能力，而这时第三条小狗又冲上去死死地撕咬斑马的一条腿，斑马终于站不住了，猛地倒下。
钟朋荣认为，三条小狗能置斑马于死地，其秘诀在于八个字：分工细化，合作紧密。一条小狗咬不了一匹大斑马，但可以咬住斑马的鼻子或尾巴，因为这两个部位很小。如果三条小狗都东咬一下，西咬一下，是很难制服大斑马的。关键是因为三条小狗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决不动摇，才产生了分工的优势，产生了合作的能量。在经济工作中，许多经济活动也是采取这种分工协作的方式完成。钟朋荣把这种经济活动称为“小狗经济”。
1999年，钟朋荣受台州市委、市政府之邀，为台州研究和制订总体发展方案，他带领专家组对台州的经济进行了专程考察和研究。其间，他重点调查了摩托车产业。他发现这里上千家企业基本上都是家庭工厂，它们不可能生产整台摩托车，但可以把摩托车上的某个零部件甚至某个螺丝生产得非常精细，并有能力将其产量做到足够大，将每个零部件的成本降到最低限度。张家生产A部件，李家生产B螺丝，整个台州市就成了一个大型摩托车生产“集团”。只不过这个集团不是把数万人集中在一起，由一个厂长自上而下地指挥和管理，而是由上千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机制灵活、动力很强的家庭企业组合而成的。结果，台州市摩托车生产成本比一些大型企业生产的车要低30％左右。台州摩托车的市场占有率在迅速扩大，并已对内地大型摩托车集团企业构成极大威胁。看到这一现象，钟朋荣不由得想起了“小狗与斑马”的故事。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现的重庆嘉陵轻骑集团公司以及济南轻骑集团公司都是上市公司，融资以后主要扩大企业规模和向多元方向发展，是典型的“斑马经济”。而近几年在浙江省台州市冒出来的上千家摩托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是典型的“小狗经济”。
2．“小狗经济”论的内含
对“小狗经济”，钟朋荣概括出几个基本特征：
１、一个区域范围内的产业集中与单个企业的环节集中的统一。
区域范围的产业集中，即在一个乡镇，一个县市，一个地市几十家企业、几百家企业，甚至上千家企业，共同生产一种产品。即所谓一乡一品、一县一品、一市一品。
单个企业的环节集中，即单个家族企业，由于规模小只生产产品的某个零部件，比如生产一个螺丝，生产一个外壳等等，其它部件由别的企业生产。
比如摩托车有100个零部件，每个零部件都需要建一个生产车间。如果所有零部件都由一个企业做，则这个企业共要建100个车间，共需数亿元资金。而每家每户只有10万、20万资金。怎么办？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将各家各户的10万元、20万元资金凑在一起，搞成一个股份制的资产规模数亿元的大公司，公司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这样，各家各户在企业内部就是一种股权合作关系。另一种办法是，将100种零部件分别由数百家独立的家庭企业自主生产，每种零部件都由三家、四家企业生产，这些家庭只有几十万元资金，生产摩托车不够，但生产一个零部件却足足有余。这样，大家就不是在一个公司内部搞股权合作关系，而是在各自独立生产的基础上，通过市场交易和竞争关系连接在了一起。
钟朋荣认为，区域内的产业集中是单个企业环节集中的前提。以摩托车为例，如果A部件在新疆生产、B部件在海南生产，则台州的整车厂要到这两个地方采购零部件，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都会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自己做。因为自己做的成本比外购的成本要低。这样单个企业就很难做到环节集中。正因为区域内的产业集中，A部件和B部件的生产厂家不是在新疆和海南，而是在整车厂附近，远则几公里，近则几十米，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就很低，低于自己做的成本，于是就可以用外购代替自产，进而每个企业就可以做到环节集中。
２、用市场交易关系代替企业内部的产权合作关系。
所谓用市场交易关系代替企业内部的产权合作关系，即不是将千家万户的十几万或几十万元资产通过归大堆的方式或者通过股份制的方式合在一起，把企业规模搞得很大，然后由一个企业将所有的零部件统统生产出来，而是由千家万户各自办企业，每家独立生产一种零部件，然后在市场上交易。
3、用市场交易关系代替企业内部的管理关系。
即不是将几千人乃至上万人集中在一个企业，在一个厂长的统一指挥、统一管理之下，将所有零部件生产都在企业内部完成，而是把这几千人乃至上万人，分解成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独立的企业，每个企业独立生产一两个零部件，然后在市场上交易，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产品的总装。
4、既争取了规模经济的优势，又保留了家族体制的优势。
所谓规模经济的优势，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单个企业的规模经济。就单个企业来讲，虽然资产规模不大，厂房不大，人员不多，产值也不是很高，但由于非常专业，只生产一个或两个零部件，可以把这个零部件的数量生产得非常大，一个企业所生产的零部件，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同类零部件的总产量中可能占到相当大的比重。由于产量大，企业的各种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会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因此，虽然每个企业都是小企业，但每个企业都能实现规模经济。
其二，整个区域的规模经济。如果说单个企业已经拥有单项零部件生产的规模经济优势，则整个区域范围内，必会拥有一个完整产品的整体规模经济优势。在温州，一个乡镇事实上就是一个大企业。比如，鳌江镇就是一个生产塑料编织袋的大企业，柳市镇就是一个生产低压电器的大企业，嵊州市就是一个生产领带的大企业，台州市就是一个生产摩托车的大企业。只不过，这样的“大企业”是由几百家或上千家独立的小企业通过分工和市场交易形成的。
这种经济模式，既争取了单个企业和区域经济两种规模经济的优势，同时又保留了家族体制的优势。家族体制的优势在于，经营者的动力和压力直接来自于产权激励和产权约束。由于没有两权分离，所有者和经营者是统一的，二者之间没有形成委托——代理关系，来自产权的原动力（激励力和约束力）到经营者那里没有递减；来自市场竞争的压力完全由经营者（同时也是所有者）承担。
为什么“小狗经济”能打败“斑马经济”？钟朋荣分析认为，总体说来，“小狗经济”的优势主要来自于产业集中，来自于专业化和协作，来自于竞争，来自于体制。
3．如何看待“小狗经济”的“小”
近年来，不少人认为家族企业代表一种落后的企业模式，认为家族企业应尽快过渡到现代企业制度。钟朋荣以他细致入微的实地考察和对各种企业组织形式的分析比较为依据，建议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和专家学者千万不要轻易下结论。什么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比较出来，市场才是真正的权威。而在市场竞争中，家族企业有它的独特优势。
家族企业的主要特点在于，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二为一，钟朋荣称之为“自己的孩子自己养”。自己的孩子自己养，小孩才会得到最好的照顾。
我们经常讲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其实，最原始的、最好的激励和约束，是来自产权的激励和约束。企业是你的，赚了100万或1000万，都是你的，这就是最大的激励机制；反过来，企业亏了，只是你一个跳楼，别人不会陪你跳，这就是最大的约束机制。所有者通过期权、年薪、奖金等措施对经营者所进行的激励和约束都是派生的。既然是派生的，就有一个激励力和约束力的递减问题。两权分离的层次越多，委托—代理链条越长，激励力和约束力也就越弱，这就是现代企业制度相对于家族企业制度最显著的弱点。
更为现实的一点在于，家族企业的资产规模一般都比较小，特别是中国的家族企业，成长的时间都不长，大企业更是屈指可数，多数企业都只有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更少的资产规模，这样的资产规模很难承载大生产，如果单独完成一种产品的生产，很难达到规模经济的效益。这正是许多人指责家族企业资金少，上不了规模、上不了档次的理由所在。因此，为了完成一项生产，需要几千万，甚至几亿元的资金，就需要把几十家、几百家的资产合在一起，搞股份制。其结果每个家族成员势必都是不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的股东，经营管理活动只能交由职业经理人掌管，于是又就导致两权分离，就会出现自家的孩子交给阿姨养的现象。
其实，浙江的家族企业用他们的实践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答案。
小狗经济模式下由于每个生产环节甚至每个零部件都分散到独立的企业完成，这样能使规模很小的家族企业也能胜任，从而能充分发挥家族模式的种种体制优势。
钟朋荣在大量的实地考察中发现，凡是重视产业集中和专业化生产的地方，推行一乡一品、一县一品，那里的经济都搞得十分红火，生产力发展很快，老百姓富裕得也很快。我国一些地方经济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温州的桥头镇生产纽扣，它的产品覆盖了国内市场的80％以上；柳市镇生产低压电器，它的产品覆盖了国内市场40％；金乡镇生产微章，其产品曾供应过美国海陆空三军；水头镇生产皮革，皮革厂就有三四百家；福建福安市有三四百家电机厂，河南偃师市有近千家鞋厂等等。一乡一品、一县一品，大家都集中生产一种产品或产品的某个部件，分工协作，相互竞争，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产品成本不断下降。从厂长到乡长乃至县长，都称得上是这一产品的专家，都关心产品发展的前景，都齐心协力地去开拓国内外市场。这无疑对推动我国地方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提出“小狗经济”这一概念后，钟朋荣进一步将浙江经济模式概括为两个公式。第一个公式：企业生产=核心能力+外包，第二个公式：企业体制=家族模式+小狗经济。
钟朋荣认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区域经济已经发生了分化，产生了一批老板省，一批打工省。即有的省家家户户当老板，有的省家家户户去打工。浙江省是最典型的老板省。浙江经济充满活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在钟朋荣看来，浙江经济活力的根源就在于上述两个公式。
4．造“斑马”还是养“小狗”
中国已加入ＷＴＯ。加入ＷＴＯ之后，中国企业的确面临较大的竞争。如何迎接竞争，有两种思路：
一种思路是造“斑马”。认为我们要与国外大的跨国公司相抗衡，必须组建“联合舰队”，即组建大集团。不少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将七、八个或十几个互不沾边的企业，人为地捆在一起，企业规模一夜之间就膨胀了几十倍，但企业的竞争力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效益明显下降，有的甚至进入困境。钟朋荣将这种现象称为“造斑马运动”。
另一种思路是养“小狗”，即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加快区域产业集中，促进企业之间的深度分工和协作，通过这种办法迅速形成竞争优势。
事实上，国外大企业并不怕中国的“斑马”，他们怕的就是中国的“小狗”。嵊州领带为什么能将全世界的领带生产企业都打垮，浙江的经济为什么不怕加入ＷＴＯ，因为它们不是“斑马经济”，而是“小狗经济”。
针对社会上及一些部门对“小狗经济”的误解，钟朋荣不得不多次强调，提出“小狗经济”，是为了便于人们理解，决不是为了造一个别致的新词，更不要以那种老的思维模式来“望文生义”，进行不恰当的解释。首先，这是他在调查研究了上千家企业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是中国加入WTO以后的一种竞争模式。加入ＷＴＯ后，中国经济以什么方式与国外企业竞争，是养“小狗”，还是造“斑马”，这是事关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大事。“小狗经济”的成功。“小狗经济”一定会为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做出特殊的贡献。
力倡中国 “三板市场”
1．“此三板”不是“彼三板”
在中国，钟朋荣是第一个提出“三板市场”概念的人。《中国证券报》、《经济参考报》等全国几十家报刊都曾发表过他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目前，股市上所说的“三板市场”与钟朋荣所说的“三板市场”完全不同。现在股市上所说的“三板市场”是指“股份代办转让市场”。其设立之初，主要为解决·com、·net和staq系统流通法人股的遗留问题。后来主板市场建立了退市制度，使得它成了一些退市股票的避难所。近期由于股份转让交易机制调整之后，市场波动明显增大，与主板市场的联动性日益紧密，且投机之风盛行。现在所谓三板市场的运作，与钟朋荣最先提出的“三板市场”所要达到的目的完全背离。钟朋荣所说的“三板市场”，是指完全为地方优秀民营企业而开办的进行股权转让融资的区域性证券市场。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钟朋荣不是站在股民和股评家的角度去研究股市的一些操作方法和程序，也不像有些专家那样关注股市的走势，去呼吁什么利好政策的出台，他是把股票市场的设计放到与企业制度建设相关联的层次上去研究问题的。
钟朋荣曾这样分析过：如果我们所建立的是全国性的股票市场，则上市公司的股东就分布在全国各地，也就是说，由全国各地的投资者共同出资组建一个股份公司，共同来聘请一批职业经理人，并共同对这些职业经理人进行约束。这些股东有的在海南，有的在新疆，有的在东北，一年到头，他们连股东会都很难参加一次，怎么可能对经营者行使约束权？再说，一个公司有几万个或几十万个股东，每人只有几万分之一的股份，谁还有股东意识，谁会去关心企业。结果，企业就像没有父母的小孩，成了孤儿院。在这种公司的治理结构里，必然会出现弱股东、强管理层的局面。
相反，如果我们所建立的是区域性的股票市场，则上市公司的股东主要分布在本区域范围内。比如，在温州设一个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都是温州本地企业，投资者也主要是温州当地的老百姓，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近则一墙之隔，远也不过几十公里，这样就会出现三大变化：第一，股东获取信息的成本很低，许多信息甚至会自动地跑到股东的耳朵里，因为，或者是有亲戚在该公司上班，或者是有朋友与该公司做生意，或者自己不时地到该公司走走看看。这样，股东就会有信息优势。第二，因为距离近，参加股东会的成本低，多数股东都会参加股东会。第三，股东不仅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能做到动态了解，对经营者的个人人品、经营能力和近期行为也会有深入的了解。因为大家都是本地人，知根知底，之所以买他的股票，当他的股东，首先是因为对他了解。这样，上市公司的股东就会由既无信息优势，又无股东意识的“两无股东”，变成既有信息优势，又有股东意识的“两有股东”。于是，公司的治理结构就会出现强股东，弱管理层的局面。钟朋荣将这种局面比喻为，不是把公司办成“孤儿院”，而是办成“幼儿园”。在“幼儿园”里，虽然小孩主要由阿姨照看，但小孩子背后有父母，父母每天都要接送孩子，或者每天都要到幼儿园看看，看“小孩”照看得怎么样。如果“阿姨”虐待“小孩”，父母就会找“阿姨”说理，或者与“阿姨”讨回公道。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广大中小股东是真正弱股东。之所以那么弱，钟朋荣认为，这与上市公司股东的两个过渡分散有关：一是上市公司股东的数量过度分散。如前所述，一个公司除了几个大股东之外还有几万个或十几万个股东，股东过多等于没有股东；二是上市公司股东的分布过度分散。因此，要解决广大中小股东过弱的问题，应当多发展一些区域性的股票市场。这就是他所主张的三板市场。通过发展这种区域性的股票市场，使上市公司的股东由两个过度分散变为两个相对集中：一是数量相对集中，不是几万或几十万，而是几百或几千个；二是分布相对集中，不是分散在全国各地，而是集中在本乡本土，大家知根知底，管理层或大股东很难靠做假帐的办法欺骗广大中小股东。
钟朋荣认为，设立股票市场，应当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从企业方面考虑，就是要通过市场机制，将整个社会的投资资金尽可能优先交给那些最值得支持的行业和最好的企业使用；二是从投资者方面考虑，就是通过直接投资，让投资者将自己的血汗钱亲手交给他比较了解的、比较信任的企业，使投资者从最值得信赖的企业那里获得更好的回报，投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他说：“如果主板市场是作为国有企业改制和融资而设立的市场，二板市场是为高科技企业融资和部分冒险家而设立的市场，则这三板市场，是为那些经过10多年发展，已经很稳定、急需支持的民营企业所开辟的市场，是为广大既缺乏投资知识、也缺少投资时间的中小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的市场。中国比较好的民营企业已经很多了，中国急需资金支持的民营企业已经很多了，因此，中国更需要这种三板市场。”
2．让民营企业唱主角
为什么说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三板市场？为什么三板市场的定位又要以民营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钟朋荣分析了以下原因：
首先，民营经济在中国正处在上升发展的阶段，民营企业在国民财富的创造中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有的地方已是半壁江山，但在整个社会资金融通中所占比例很小，且一直受到歧视。近几年，不少民营企业只能通过“买壳上市”而进入股市。所谓买壳上市，就是那些已经得到上市指标而进入股市的国有企业，由于效益太差，窟窿太多，上市所募得的几亿元钱，不到几年就花光了，成为ST股，只剩下“上市公司”的空壳。而那些效益好，本该优先上市的民营企业，因为无资格得到上市指标，只好多花几千万，甚至几个亿，去买所谓的壳资源来“借壳上市”。
这种国有企业在股市上玩不转了，再把空壳卖给民营企业的做法，给股市带来了诸多弊病。它既反映了我国主板市场被扭曲的现状，又说明了中国民营企业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因而，中国急需建立以民营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三板市场。
第二，我国主板市场明显的制度缺陷或行政色彩之所以10年难以消除，与当初股市的定位，即只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有密切联系。上市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受到政府的特殊保护，它们并没有真正实行政企分离、产权清晰，企业的控股权实际掌握在政府手里，行政干预在所难免。而且，为了本地国有企业能够上市，地方政府的某些部门与企业联手造假，搞所谓的包装，以欺骗股民。行政机制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自然就不可避免地要扭曲资本市场本身的运作过程。
而三板市场的主要对象是民营企业，产权界定十分清楚，企业资本为股东私人所有，政府完全可以从投资者的利益考虑，严格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实行合乎资本市场规律的有效监管，并通过三板市场的制度创新以促进我国市场化的资本市场体系早日形成。
第三，我国人口众多，股民也多，现在已突破6000万，还在迅速发展之中。据上海证交所的统计显示，中国股市一直是散户的天下，个人投资者占到99%以上，且大多数散户是收入并不高的人。
1999年末的一项调查表明，57.2%的个人投资者月收入平均在2000元以下。而正是这些散户，以自己微薄的收入，每年为上市公司筹集资金近千亿元，每年给政府交纳的印花税达400多亿元，给证券商带来的佣金收入500多亿元。但在主板市场上真正赚钱的只有极少数庄家，即使是2000年中国股市最牛的一年，也没有给散户带来多少收益，许多股民都是赚了指数亏了钱。
保护股民的投资积极性，是发展股市的基本前提。主板市场如果长期不能给绝大多数股民应有的投资回报，必然会严重挫伤股民的积极性。而建立二板市场，投资风险更大，让广大无知的散户进入二板市场，有可能产生套牢散户，进而套牢社会的更严重后果。与之相反，三板市场规模小，股民少，风险分散。同时，三板市场的上市公司透明度高，投资者对投资前景也相对了解，获得投资回报的机率要大得多。这对保护股民的投资热情，推动股市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我国高科技领域，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还相对滞后，国有高科技企业仍占到70%以上。通过建立三板市场，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有利于培育出一大批有实力的民营高科技企业，自然也有利于为二板市场准备更多合格的融资主体，吸引更多的风险基金，使二板市场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基础。
与此同时，三板市场的建立及其市场化的规范运作，还将对现有的主板市场起到示范作用、牵引作用和分流作用，促进主板市场运作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如果在全国开辟数十家或上百家三板市场，由于市场的多元化和投资者的分散化，每个市场以及每一支股票的投资者数量就会大大减少。一方面，股市一级市场可以实现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化；另一方面，股市二级市场上任何人也不可能把一支严重亏损的股票炒到十几元或几十元。这样，让三板市场与主板市场互动作用的结果，将会更有利于二板市场的推出，更有利于加快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
3．发展“三板”好处多多
如何设立中国的三板市场？现在有很多说法，有的把本地设立的某项产权的交易所看成是三板市场；也有的认为应把股权转让和拍卖市场建成与主板市场配套的三板市场；还有的主张恢复原来一些地方的柜台交易场所以作为三板市场。二板市场还未推出，关于三板市场的讨论已越来越多。这至少说明由钟朋荣提出的“中国更需要三板市场”的观点，很多人受到启发，开阔了人们的思路。不管怎样，中国三板市场的建立与完善，肯定是一个不断探索或创新的过程。
按照钟朋荣的设想，建立三板市场，应该首先在那些民营企业集中的地方发展一些区域性的证券交易市场。比如，温州、厦门、台州等地，民营企业很发达，好的民营企业一大批。这些企业已经经过十多年或二十多年的发展，基础很好，效益很高，市场也很稳定，老板在当地口碑也不错，手上一大把订单，就是缺资金。只要给他们增加一些资金，这些企业很快就会上规模，上档次，就能打入国际市场，成为中国企业迎接国际竞争的主力军。但这些企业既不能都涌到主板市场，又不属于高新技术企业而无缘二板市场，由于企业缺乏抵押物，也很难从银行获得更多的贷款支持。发展一些地方性的小证券市场，在本地众多企业中推荐出一些优质中小企业在本地交易市场上市，既是解决他们资金问题的最好办法，也为本地老百姓提供了最可靠的投资场所。
建立一些公平有序的地方性小证券市场，也是全国统一资本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资本市场体系应该是多层次的，就像商品市场一样，有大商厦，也应该有小商店，还应设有专卖店等，特别是像我国这样资本市场欠发达的国家，更应该先易后难，从三板市场做起，从地方性小证券市场做起。多发展一些区域性交易所，除了满足我国资本市场多层次、多元化的发展需要外，现在对我国股市的调整和发展至少还可以起到多方面的作用。
一是有利于化解或避免全国性大起大落的股市风险。中国股民有6000万人，集中在沪深两个股市。假设都看好长虹股，每户投1万元，就是6000多亿元，就足可以把长虹股炒成天价。股市盘子大，庄家容易得手，就更是要疯狂炒作。有了众多三板市场，股市分散了，资金也分散了，少数大户靠坐庄来赚散户的钱就很难了。这样有助于缓解目前主板市场出现的坐庄和恶性炒作现象，抑制住股市极不公平、极不正常的收入再分配现象，分化投资风险。
二是有利于更多的民营企业上市，由此改变股市供不应求的状况。只有上海和深圳两个全国性交易所，大批量的企业上市是不可能的。只有发展三板市场，上市公司多了，原始股票多了，不是由一千万个投资者抢一支股票，而是反过来由几十家上市公司的原始股票抢一个投资者，整个股市才会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股市泡沫才会消失。比如，价值3元的股票，其市价就不是炒到20元或30元，而是要压到2.5元或者2元。这样，人们的投资回报率就会普遍上升，风险就会普遍下降，整个股市的投机性就会大大降低。
三是多发展一些区域性交易所，让大量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对游资是一个有效的吸收器。而过多的游资会导致经济活动中泡沫成份增加。由于有大量优势高效企业上市，且股价非常低，就会对社会游资产生巨大的投资诱惑力，促使较多的人放弃二级市场炒作，将资金投到一级市场。如果有更多的人进入一级市场而不是二级市场，就意味着较多的资本进入了企业，参与了财富创造，只有较少的资金停留在二级市场炒作，用于财富的转移。这样，整个股市就更有利于促进生产，减少投机，促进财富的创造，减少财富的不合理分配。
钟朋荣正是基于这样一些深层次的思考或分析，才在二板市场未推出之前，提出了“中国更需要三板市场”的观点。现在回过头来看，钟朋荣提出的这一观点之所以会引起社会的热烈反响或认可，是因为他的理论研究始根于如何解决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而不是照搬国外的理论模式，或者盲目地追随和炒作经济热点问题。
对“独立董事”说“不”的独立董事
1．独立董事也缺乏信息优势
在国内，钟朋荣算是比较早的独立董事。1999年以前，诚成文化公司就在国内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率先设立了独立董事职务，分别由钟朋荣和余秋雨两位不同领域的学者充任。随后，北京裕兴公司、华立控股、长运股份、南都电源等公司相继聘钟朋荣为独立董事。
钟朋荣当独立董事不仅是一个“早”字，而且还有一个“全”字。几年来，他既当了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也当了非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既当了内地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也当了香港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应该说，对独立董事这一角色比较有发言权。
钟朋荣认为，公司设独立董事，无非是希望起到两种作用：一是当“诸葛亮”，二是当“包青天”。
所谓当“诸葛亮”，就是在董事会中发挥其专家优势，提高董事会的决策水平，避免决策失误。所谓当“包青天”，就是在董事会的决策中发挥监督作用，以防止大股东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防止内部人损害外部人的利益。
2000年9月3日的《中国证券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钟朋荣的《独立董事当不了“包青天”——我做独立董事的体会》一文。该文在证券界和企业界都引起较大反响。事实上，在此之前，钟朋荣对独立董事制度已经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分别发表了《建立“三有”董事会——论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也需要激励和约束》、《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关于独立董事的几个论题》等论文。通过系统地研究，以及几年来他参加几十次董事会议的实践，他对独立董事制度形成了几个基本看法。
他首先认为，独立董事没有充分的信息，既当不好“诸葛亮”，也当不好“包青天”。从管理学上讲，决策权是企业的重要资源。要充分发挥权力资源的作用，就必须让权力资源与信息资源相匹配，将决策权分配给那些拥有信息优势的人手中。
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的成员，对公司的重大决策有投票权。但这种投票权是否有充分的信息作支撑？
获取信息需要时间，需要参与。证监会要求独立董事每年要安排一定的时间参与和研究公司的情况。在钟朋荣看来，即使达到了这一要求，也很难说拥有参与公司最高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更何况许多人连这一要求都达不到。
因为工作的特点，钟朋荣现在是以两种身份给企业做“诸葛亮”：其一，他是咨询公司的老总，其工作就是为企业做咨询，就是给企业当“诸葛亮”；其二，他作为独立董事也在为企业当“诸葛亮”。
作为第一种诸葛亮，他至今已为不少上市公司提供过服务。每服务一家企业，在这家企业至少要作10多天的调查研究。只有经过深入调查，对企业的情况、企业所在的行业的情况、市场情况等做到了如指掌，才能提出一套比较可行的战略方案或改制方案。
作为第二种诸葛亮，即为企业当独立董事，一般情况是开会前翻阅一下企业提供的有关会议的背景资料，然后匆匆忙忙参会，开完会后，又匆匆忙忙走人。从来没有就某一项重大决策到企业进行三、五天甚至七、八天的调查研究，他自己没有这样做，和他一起当独立董事的其他专家大多也没有这样做。
做独立董事这种诸葛亮与做咨询顾问这种诸葛亮相比，应当说前者更重要，因为前者同时是企业最高决策层的成员，在董事会有投票权，这一票与其他董事的那一票同等重要。而后一种诸葛亮只是向企业提供咨询方案，供他们作决策参考，方案的提供者本身没有决策权，因此，如果后一种诸葛亮每提供一种方案需要作10多天的调查研究，则前一种诸葛亮为了使自己那神圣的一票真正能发挥作用，用于调查研究的时间应该更多。但事实上一般的独立董事都做不到。能按时参加董事会，参会之前能将有关文件认真阅读一遍就已经很不错了。有时一忙起来，阅读文件的时间都没有，甚至连董事会都不能参加，只好委托别人代为投票。这种现象决非个别。一个忙到连董事会都没有时间参加的人，对企业的情况不可能作深入了解，对提高董事会的决策水平也不会有什么帮助。
2．独立董事也需要激励和约束
钟朋荣透露，在他参加各公司董事会期间，经常有人请假，当然他自己有时也请假。大家请假的原因都是共同的，即“最近比较忙，这次董事会不能参加”。
什么叫忙？因为作另外一件事情，一天可收入1万元甚至更多，而参加董事会，一天只给一千元，独立董事自然会向董事会秘书请假。如果那边一天的收入是1万，而这边参加董事会一天给1.2万、1.5万，甚至2万，他立即会告诉另一方，“对不起，今天我很忙，我要参加董事会，你们的活动我不能参加。”
有人提出，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活力来源主要不是经济利益，而是声誉机制。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中表现较好，无形中将提高他们的声誉，从而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价值。
钟朋荣认为，当独立董事，如果没有遇上像郑百文、银广厦这样的公司，则对当事人的声誉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好处，对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也有一定的帮助。但这里要注意三点：
其一，目前被聘为独立董事的人，一般都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专家，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并不需要通过当独立董事提高自己的声誉。
其二，通过当独立董事提高人力资本价值，再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价值来实现人力资本增值（增加收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参加某项活动能获得一笔较高的即时收入，在即时收入和未来收入之间，人们一般更看重即时收入。
其三，如果少看点文件，一次两次可以不参加董事会，这样既可获得较高的即时收入，又不影响当独立董事而带来的声誉的话，人们一般都不会放弃获得即时收入的机会，尽管这样影响了参加董事会。
每个人都有时间价值，知名专家学者的时间价值更高。为了让更多的人有足够的时间覆行独立董事的职责，至少不要让他们因为“忙”连董事会都不能参加，为此，上市公司给他们的报酬，一般应不低于他们的时间价值。
因此，钟朋荣建议中国证监会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对中国现有的3000个独立董事的时间价值进行一次调查和统计，至少要掌握以下指标：第一，这3000人的平均时间价值；第二，这3000人在不同地区的时间价值；第三，这3000人中最高和最低的时间价值；第四，这3000人中不同职业的时间价值。
有了上述数据，就可以制定有关独立董事的收入政策和用人政策。比如，3000人平均的时间价值为每天3000元，而证监会要求独立董事一年的工作量为不低于15个工作日，则独立董事平均的年报酬就应等于或略高于4.5万元，否则，3000人中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因“忙”而经常不能参加董事会。
有了上述数据，还能制订独立董事的人力资源政策。如果把中国能够当独立董事的专家，按照时间价值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每天的时间价值2万，一年15个工作日的时间价值共为30万元；第二个层次，每天的时间价值1万，一年15个工作日的时间价值共为15万元；第三个层次，每天的时间价值为5000元，一年15个工作日的时间价值为7.5万元；第四个层次，每天的时间价值为2000元，一年15个工作日的时间价值为3万。
如果上市公司聘请独立董事的平均报酬为10万元，则意味着做独立董事的专家，基本限定在第三层次以下，即由三、四两个层次的专家构成独立董事队伍的主体；如果平均年报酬为5万元以下，则意味着将第四个层次的专家作为独立董事队伍的主体。否则，一方面只能只付5万元以下的报酬，另一方面又要聘请上述第一层次或第二层次的专家，其结果是被聘请的大多都是因为“忙”连董事会都不会参加的人。
3．应该让独立董事持股
钟朋荣认为，独立董事本质上是代理人，是企业的经营者而不是所有者，属于职业企业家队伍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经营者一样，都是高级人力资本的投入者。他们参加董事会的决策过程，首先是自己人力资本的运用过程。要让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本，唯一的办法就是激励。
对独立董事的激励，除了给予相当于他们时间价值的报酬外，也要考虑股权激励。在这个问题上，与企业经营者需要股权激励道理完全一样。
在现有的文献中，几乎都把独立董事理解为非股东董事，把独立董事的优点也归结为他不是股东。因为不是股东，在利益上比较超脱，不是为某一个股东说话，而是为全体股东说话。
钟朋荣认为，这种逻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说不通的。一个有股份的人和一个没有股份的人相比较，前者一般会比后者更加关心企业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持股的董事显然会优于未持股的董事，即在董事会的决策工作中，前者会比后者更加卖力。
至于独立董事因未持股而公正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独立董事作为代理人，他们毕竟要代表某种利益。他们代表谁的利益，关键在于他们受谁的委托。谁出面聘请他做独立董事，谁给他独立董事报酬，他自然会站在谁的一边，这是一般情况。当然也不排除“包青天”式的独立董事的存在，甲给了他聘书和聘金，出于公正，他偏偏为乙说话。即使有这种人，也不是因为制度，而是因为他的个人品德和觉悟。企业独立董事作为一种制度，不能建立在少数人的品德和觉悟的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科学公正的制度基础上。
让独立董事拥有一定的股权或期权，不仅能使他们与公司建立更紧密的利益关系，从而能调动他们贡献知识和智慧、参与企业决策的积极性，还有利于将独立董事的利益与整个公司的利益而不是与某一部分股东的利益连为一体。只要独立董事持股量仍然属于中小股东的行列，就不会因为持股而与大股东串通一气，相反，共同利益会使他们成为中小股东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制止少数大股东和经营者损害企业整体利益的不良行为。
股权对于持有者来说，既是激励，又是约束。对于独立董事来说，股权升值和分红，是一种激励；股权贬值和公司破产，则是一种约束。正是这种激励和约束的双重作用，能促使独立董事认真对待董事会的每一项议案。因此，从建立约束机制考虑，也应当让独立董事持有一定的股份。
4．专家学者当不了“包青天”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每家上市公司设若干名独立董事，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让独立董事当“包青天”。当了几年的独立董事，钟朋荣根据自己的体会，认为让专家、学者当上市公司的“包青天”总体上是不现实的。
首先，在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里，不可能出现“包青天”，这是我国上市公司的制度所决定的。有关资料表明，我国70%以上的上司公司有控股股东。控股股东既控制了董事会，也控制了股东会，自然就控制了监事会。在这样的上市公司里，事实上是控股股东“一个人说了算”，不要说没有股权的独立董事，就是拥有相当数量股权的二股东、三股东也很少有发言权。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都形同虚设，让几个专家学者去监督和制约大股东，怎么可能呢！
其次，目前聘请独立董事或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一般都是大股东。某人之所以被大股东聘为或推荐为独立董事，与后者一般会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至少不是敌人。无论从中国国情出发，还是从情理上讲，别人一番好意请你当独立董事，你偏处处跟别人过不去，轻则说你这人不讲情谊，重则说你这人有毛病。与其这样，不如不要应。
其三，被聘为独立董事的人都是专家型人才，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不善于当“包青天”。他们的专业兴趣和个人特质，也决定了这些人不愿意去做那些属于“包青天”做的事。因此，让专家学者去做“包青天”，去发挥监督和制约作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选择。
其四，我国上市公司都有专职监事会，都养了一批专业化的“包青天”，但这些“包青天”所发挥的作用都很有限。为了强化企业内部的监督机制，应当尽可能多地发挥这些专业“包青天”的作用。当“包青天”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它需要对企业的情况有很详细的了解，需要大量关于财务审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需要掌握企业有关人员的一举一动。所有这些，都不是几个兼职的专家、学者所能做到的。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们因缺乏信息支撑以及缺乏必要的激励而当不好诸葛亮；这些人又因为都是专家型人才，天生就不是当“包青天”的料，种种外在因素也使他们不可能发挥“包青天”的作用，因而也当不了“包青天”。既当不好“诸葛亮”，也当不了“包青天”，结果只能当“花瓶”。这就是钟朋荣针对我国独立董事的现实所说的大实话。
钟朋荣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独立董事，他面对现实、实事求是，敢于自暴内幕，这可能又是中国独立董事中最先站出来向独立董事制度说不的人。
西部也要建特区
1.开发西部要用市场办法
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是钟朋荣经济学研究的第一出发点。因此经济相对落后，人民相对贫困的西部自然成了钟朋荣把他的“东部经验”与“西部现实”进行结合的必然选择。他先后考察了西北和西南八省、区的几十个城市和企业，走遍了陕北、宁夏石嘴山、山西运城、潞城和新疆吐鲁番等地的山山水水。特别是在1996年期间，他几次深入到陕西榆林地区调查研究，并应榆林地区的邀请为其制订了“能源重化工开发示范区”的建设方案。在综观西部发展现状和重点解剖典型地区的基础上，钟朋荣提出了“西部也要建特区”的崭新观点。这一观点,成为其关于西部开发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观点提出以后，在经济理论界和首都新闻界引起热烈反响，尤其是受到了西部地区的欢迎。《陕西日报》1996年6月7日以“西部也需要特区”为题用整版篇幅发表了记者对钟朋荣的专访；榆林地委、行署还隆重举行仪式，聘请钟朋荣作为该地区的经济顾问；陕西省省长程安东饶有兴趣地两次邀请钟朋荣一起座谈。
为什么要建西部特区呢？这一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呢？
此前的十年，钟朋荣对沿海的深圳、海南、北海、珠海等地作过大量调查研究。钟朋荣认为，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我国实行的是沿海发展战略，即经济发展重点放在沿海。但在沿海地区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重点地扶持5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通过对这些重点地区的培育，建立新的经济带，培植新经济增长点,对周边地区形成辐射，进而带动整个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我国西部地区地域广阔，实施西部经济大开发，也不能在整个西部地区平均使用力量，而应该选择那些潜在优势比较大、发展前景比较好、能充分带动周边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地方，进行重点扶持。通过它们的迅速成长，对周边形成辐射，带动整个西部经济快速发展。
我国对西部资源一直采取中央企业直接开发和资源外运为主的方式，即国家有关部门直接在资源产地创办中央直属企业进行资源开发，所开发的资源，主要是输送到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加工和转化。资源开发所形成的税收和利润，绝大部分直接上交中央财政。这种开发和利用方式，既不利于增加资源产地的就业和税收，更不利于带动资源产地加工工业的发展。有的地方随着资源的开采，不是越来越富，而是导致环境恶化，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
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之初，钟朋荣就曾参与过国家价格体制改革与投资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他认为，国家经济战略重点的西移，不应该是按现在这种体制，即将更多的资金集中到西部资源产地，加快资源的开采和外运，而应当是将更多的加工和转化产业由东部转向西部，使西部的资源由外运为主，变为就地加工和转化为主。
现在我国的资金投入形式正由国家主导型投入向社会多渠道投入转变，国家投入也发生了政策性投入与经营性投入相分离的变化。在财力分散、民间资金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办法，而要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解决融资和投资的问题。现在全国有几万亿的储蓄存款，沿海地区许多人手持百万、千万元资金找不到好的投资去处；海外更有大量资金看好中国市场。但到中国什么地方投资，怎样到中国投资，也在观望之中。只要我们能把这些资金引到西部来，就不担心西部加工和转化产业办不起来。
2．建造“政策洼地”吸收外来投资
钟朋荣认为，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将海内外分散于金融机构、企业和民间的资金引导到西部，关键在于西部是否有那么高的投资回报率和吸引力，如果没有足够高的投资回报率，这些资金是吸引不过来的。
西部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比较差，许多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投资回报率比东南沿海地区高几个百分点，甚至十几个百分点，都不一定能吸引投资者。要对投资者产生较大的吸引力，需要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这一点仅靠西部地区的廉价土地和廉价劳动力还不够，还需要有一定的优惠政策。
给予某个地方或某个产业一定的优惠政策，本质是提高这个地方或产业的投资回报率，进而增加这个地方或这个产业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现在我们进行经济发展战略的西移，对那些具有极大发展潜力的地方，也应当给予特别优惠的政策。特别是在那里的能源、矿产开发的头几年，这种优惠政策非常必要。有了这种优惠政策，投资者吸引来了，一大片加工转化产业办起来了，这个地方的各种环境也有了很大改观，优惠政策今后也可以逐步取消。
以税收政策为例，可以考虑给它比深圳当时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西部特区的3个低（低价资源、低价土地、低价劳动力）和国家特别优惠的政策相结合，则西部特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有可能比当时的深圳等地吸引力更大，国内外大量资金就会为追求高额回报率而自动西流。
果我们把西部特区的资源开发利用比作修一个大水库，把东南沿海以及海外的资金比作水，要想将水引到特区，就要在特区形成落差，即制造“政策洼地”。给予优惠的税收政策，提高该地的投资回报率，就是制造这种落差。但仅有落差还不够，还要有渠道，如设立特区能源交通基金就是建这种渠道。
投资基金是汇集广大有共同投资目的的投资者的资金，委托专业的金融投资机构进行组合性、流动性投资，以分散和降低投资风险，使投资者共同受益的一种投资制度。从目前来看，我国设立了不少的投资基金品种，但这些基金主要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一般加工工业，而西部设立的基金还很少，专门的能源开发基金更是没有。
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向西部转移，首先应当将基金的设立向西部倾斜。设立能源或矿产投资基金，是集聚民众资金用于特区能源、矿产开发的一种较好的形式。由这些基金管理公司对特区的能源、矿产开发和转化项目优中选优，进行合理组合和科学高效的运用。
发展战略重点向西部倾斜，证券市场这一重要筹资渠道也应当向西部能源开发地区倾斜，西部“特区”在公司上市方面也应当“特”。如选择比较好的企业，优先批准上市，通过上市，筹集更多的社会资金，加快产业发展。
钟朋荣最早提出要在全国建立“三板市场”，即重点支持那些经过10多年发展，已经拥有很好业绩的民营企业的融资市场。如果西部能优先设立地方性小证券市场，那么西部就成了融资的“特区”，一大批投资者也会蜂拥而至。如果西部按照需要设立若干个地方性小证券市场，那么当地发展所需资金也就有了保障。
可供开辟的东“水”西流和外“水”西流的渠道还很多，如发行建设债券、成立金融机构、BOT等等，都是西部特区建设资金的筹措渠道。
3．给西部更多的“特权”
西部的主要优势在于矿产资源，而影响西部发展的主要症结在于现行的资源开发与管理的体制，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如何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钟朋荣认为，建立西部特区，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给予特殊的政策，作为探索西部资源开发新体制的试点，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不等于不能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应当把矿产资源的管理、开采与受益区分开来，把矿产资源的管理者与开采者区分开来。管理者必须是政府，开采者既可以是中央企业，也可以是地方企业；既可以是中国企业，也可以是外国企业。当然，不同的矿产资源，有不同的管理和开采办法。
东南沿海地区的优势主要是地缘优势（如深圳靠近香港）和人缘优势（如汕头的华侨多）。这些优势中央拿不走，所产生的效益绝大多数归地方。在西部最主要的优势就是矿产资源，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无论哪种资源，都可以考虑在国家统一管理、不破坏资源的前提下，给地方一定比例的开采权。地方用这部分资源开采权，去招商引资，以此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当然，这项工作在全国或整个西部地区一下子铺开会有困难，可以由西部特区试点，积累经验。
钟朋荣在他的《谁为中国人造饭碗》一书中提出我国投资的重点应该是“六造”，其中一条就是“造地”。他主张把农民的大量辛勤劳动由种粮转向造地，转向造水利设施。西部地区幅员广阔，人口密度低，可开发的荒山荒地很多，所投资金并不多，主要是投入劳动力。而一旦投入，就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效益。我国南方的许多省份，人口非常稠密，有的地方人均耕地不到三分，大量农民潜在失业。如果动员他们到西部开垦荒地，可以收到一举几得的效果：既可以大面积增加耕地总量，也有利于改善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还有利于帮助南方部分农村的失业人口得到就业机会，或者说，开辟发财致富的机会。这里关键是政策和资金问题。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和怎样用资金支持，钟朋荣提出了具体建议：
首先，实行土地存量公有制、增量多种所有制并存。即新造的耕地、草场、渔场、林场，谁开垦归谁所有。私人造的归私人所有，合伙造的归合伙人所有，公司造的归公司法人所有，乡村造的归集体所有。可以转让，可以出租，可以继承。这样，南方省份的有钱人，就会用他们手中的资金，动员大批农民到西部去开荒，去当地主。有了这种机制，就会有人去保护土地。土地种好了，可以做抵押去贷款，可以让他们做“农业工人”。 这种用经济手段推动移民，比过去用行政手段推动移民，更有号召力，更能把人长期留在西部。
其次，国家如果把到西部去开荒种地作为一项大政策，金融方面也应给予相应的支持，比如给予贴息贷款，同时对这些新增耕地上所形成的收入实行长期免税政策。有了金融支持，我国就会由上一轮的扩张导致沿海地区积压了一大批的房地产，变为新一轮的扩张导致西部地区大片的沙漠、荒地变为良田、牧场和森林。
其三，加快南水北调工程。土地制度的改革只能解决微观问题，只有南水北调这一宏观举措与土地制度改革相结合，西部才能活起来，才能绿起来。
我国目前的经济战略，仍将以追求宏观经济效益为目标，近期不可能靠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来支持中西部的发展。所以，有人称东西合作的基础，是兄弟间的经济契约关系。政府的作用是牵线搭桥，合作主体只能是企业。企业行为按市场规则运作，让市场和资金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激情，创造出一个相对均衡的区域经济体系，把西部特区作为西部能源开发体制改革的试验地，尤其是作为东部与西部利用市场机制缩小差距的试验地。
钟朋荣认为，西部的优势在于资源，要加快西部的发展，必须在资源开发的技术路线、国家管理与开发资源的体制、东西部的关系等方面实现三大转变：一是西部资源开发的技术路线由资源东运为主转为资源产地就地加工转化为主；二是西部资源开发体制的转变，即由国家所属的中央企业代行所有权并直接管理，垄断开发和经营，转向国家所有、国家统一管理，中央企业、地方企业以及其他国内外投资者平等开发和经营的体制，国家在确保资源所有权、管理权和受益权，并确保资源不浪费的前提下，实行所有权、开采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三是东部与西部的关系上，由单纯的东部支援西部或中央向东部收钱，然后向西部拨款，转为通过优惠政策提高西部某些特殊地区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东部资金自动地流向西部。这些资金不是要求它来扶贫，而是按照它的原始属性实现增殖，通过外来资金的进驻和扩张带动西部的发展。
钟朋荣“西部也要建特区”的思想是一种西部开发的大思路，他认为，发展西部关键是要实现“两个转化”：一是由政府行为转化为市场行为；二是由政府给钱转化为给政策。在项目的选择上把由政府选、市长选、县长选，改为由投资者自己选。他们两者的眼光不同，选择方式也不同。西部特区只要有了特殊政策，特殊融资渠道，特殊资源法规，西部开发就有了特殊吸引力。西部只有用特殊政策来吸引海外投资、沿海投资，才能真正带动西部工业的不断发展。因为海外和沿海投资者到西部来，他们送去的不只是资金，更重要的是送去了机制、观念、人才、技术、品牌和市场网络。外来人发了财，也必然带动本地人发财，必然会给西部就业和地方税收带来极大变化。外来人口的增加，也会带来人口结构的改变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这样，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西部与东部或沿海的差距也就会逐步缩小。
旗帜鲜明地反对“概念经济”
1.有钱做广告，无心做产品
无论一个地方，一个企业、一种产品，甚至一个人，都存在一个有没有名气、名气大小，实力强弱的问题。一个地方环境再优美，没有知名度，照样不能成为旅游热点，而不少旅游景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只因打出了知名度却成了“风景名胜”。
中国一部分企业对此深有领悟，于是在扩大知名度上不惜工本，靠造名暴富。这诱使更多的企业加入过度造名的行列，结果使我国过度造名的企业越来越多。这些企业不是致力于产品生产，不是致力于提高产品质量，而是致力于创造和经营某种概念。有的企业1000万元投资，恨不得拿出900万做广告、造概念。消费者花的钱主要不是消费使用价值，而是消费概念。10元钱可能有3元钱买效用，7元钱买概念。整个社会，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概念的创造。这种经济现象，钟朋荣把它称为“概念经济”。
经过研究，钟朋荣提出了企业做广告的“四个上限”，即：
第一个上限：广告投入边际效益的上限。一种产品，当别人都不知道时，做了广告，许多人由不知道转为知道，由不购买转为购买，广告投入的效果非常明显，广告投资的回报率很高，投入1万元广告，可能要多销10万元产品，多赚回2万元利润，广告投资的回报率为200%。广告做多了，新增广告所带来的产品销量逐渐减少了，利润也随之减少。当新增1万元广告所带来的新增效益低于1000元时，企业就应当停止增加广告投入。因为企业在生产环节的资金利润率平均为10%，即每投入1万元，可以赚到1000元，广告投入的回报率如果低于10%，就不要增加广告投入，而应将资金投入到生产环节。
第二个上限：企业资金投入的上限。一个企业的资金总是有限的，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做广告，用于造名，则用于造实、用于技术更新和产品改进方面的资金就很少，甚至没有。
第三个上限：产品成本构成的上限。每个企业的营业收入都是由生产成本、管理成本、销售和广告成本等几个方面构成的。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这几方面的支出构成是不一样的。有的企业，生产成本占销售收入的80%以上，有的企业，生产成本占销售收入的10%—20%，销售和广告方面的支出则为60%以上。事实上有些产品广告叫得很凶，而产品本身没有多少东西，他们与其说是卖产品，不如说是在卖概念。前几年，铺天盖地都是燕窝，而事实上大多数精美包装中装的不过是糖水银耳。也是前几年，铺天盖地都是鳖精。一位记者到某生产鳖精的企业去了解，发现一个产量巨大的鳖精生产厂，其养鳖池里只有几只鳖。
第四个上限：人们心理承受能力的上限。从人们接受广告的心理过程看，一般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新鲜阶段，人们首次看到某种产品的广告，感到很新鲜，特别是那些急需这种产品的消费者，有一种及时雨的感觉。随着该种广告的增多，人们便进入第二个阶段，即麻木阶段，虽然每天在看这种广告，好象什么也没看到，谁都没有在意这种广告的存在。过了一段时间后，这种广告继续在打，而且几乎打开所有的电视台都看到这种广告，特别是当人们正在看到电视节目的精彩之处，突然停下来，又是这种广告，这时人们就进入厌烦阶段。一旦进入厌烦阶段，消费者就开始对该种产品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开始与该企业叫板：你广告做得越多，我越不买你的产品。因此，消费者对广告的麻木阶段和对广告的厌烦阶段，应当作为企业增加广告的最后一个上限。
钟朋荣认为，我国对环保问题比较重视，对废水、废渣、废气的治理投入了大量资金，制定了越来越严厉的法规，许多制污企业被关门。但是，我们只注意到了水的污染和空气的污染，而没有注意到信息的污染。现在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多，看电视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的生活质量如何，不仅表现为吃的如何，呼吸的空气如何，还在于人们晚上的电视看得如何。白天吃得再好，晚上看不好，生活质量也受影响。有些产品没完没了地做广告，不仅浪费了消费者金钱（做广告的钱最终要由消费者掏），也浪费了消费者的宝贵时间，还对消费者的身心造成不良影响。这种信息污染与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一样有害。
为什么近年来一批企业能靠造名迅速取胜呢？钟朋荣认为，这里面既有社会背景、行业背景，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源和历史根源。
他指出，消费者的盲从性恐怕是部分企业容易通过造名取胜的最主要的社会背景。
盲从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国为什么能发动以“大炼钢铁”和“亩产万斤”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为什么能发动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提出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国人的盲从心理。所谓盲从，即做一件事情不做独立思考，别人说好也跟着说好，别人干啥也跟着干啥。
大概是1991年前后，不知道谁说呼拉圈能健身，于是都跟着买，有的一家买几个。几个月之间，北京满大街都是呼拉圈，外地大多数城市亦是如此。呼拉圈的价格在几个月之间上涨了好几倍。但真正用呼拉圈健身的寥寥无几。
1992年到1993年，不知道谁说北海市很快就会成为大西南的出海口。于是，全国各地的投资者纷纷携巨款到北海抢占先机。1992年北海还只有六七家房地产公司，到1993年，猛增到上千家，市政府一年之内卖地数十平方公里，北海的房地产价格像飞机起飞时一样迅速爬升，结果一大批企业被套牢。
某企业曾为一本书投巨资做广告。广告词说：“这本书能改变你孩子的一生。”结果买者如潮，据说这本书销售千万册。但没有几个孩子认真看过这本书。
正是中国人这种盲从特点，再加上中国人口众多，一旦盲从某个东西，足以把这个东西从地下捧到天上。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保健品能在几年之内发展到几十亿元的销售额。
地大人多，是中国社会又一大特点。由于地大，同一种产品，甲地吃死了人，乙地照样会把它视作灵丹妙药；由于人多，每个人买一次，即使以后永远不买了，生产者照样可以获取巨额利润。因此，一些企业就猛做广告，争取让十亿人都来试一把。
中国社会的上述背景，为企业造名取胜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但也不是所有的企业、所有的行业都能够靠造名取胜。
钟朋荣曾与希望集团总裁刘永行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刘永行说，我们的希望饲料不可能靠造名取胜。希望饲料的广告费在销售收入中占不到10%，而生产成本却为销售收入的80%。不像有些产品，生产成本只占销售收入的10%或20%，而广告费和销售成本却占产品销售额的50%以上。除了经营思路外，一个主要原因，我们的产品是生产资料，而且是面向广大老百姓的生产资料。老百姓买猪饲料的目的是让猪增长。只有当新增效益高于饲料的价格时，老百姓才会买饲料，否则你再怎么宣传也没有用。
刘先生的这番话揭示了一个“市场秘密”，即通过造名取胜的主要是消费品而不是生产资料，而消费品中又主要是那些效用比较模糊、一般消费者很难判断其质量和实际价值的产品，如保健品、化妆品、饮料、服饰等行业的企业。钟朋荣认为，这些行业及其产品有三大特点：
其一，产品效用的不可检验性。如化妆品能够美容，但到底能对人的外观增美几分，很难通过一套质量指标进行量化。于是就靠各自去吹。靠精美的包装和优美的广告词去打动消费者。“谎言重复一万遍也会成为真理”。吹得多的企业，产品自然就好销。
其二，产品效用的滞后性。如保健品对人的健康有益，甚至能延年益寿，但这只有通过一个较长时期才能了解。而且，影响人们健康和寿命的因素很多，某种产品到底是否对健康有益，有多大益处，只有天知道。于是就靠广告靠造名。
其三，产品消费的奢侈性。某些产品，如高档酒、高级服饰等产品，人们消费不是为了满足生活之必需，而是为了追求享乐或者是为了体现一种身份，也有的是作为礼品，用作公关的手段。这种产品对于买者来说，有时名气比质量更重要，包装比内容更重要。因此，对厂家来说，造名重于造实。
我国一些企业正是利用了这些条件，通过造名而暴富的。
2．名牌不是一夜造出来的
钟朋荣也不是反对“造名”，但他主张要正确处理造名与造实之间的辩证关系。他结合自己与企业打交道的经验，对企业提出了忠告：
首先，企业既要注重造实，也要注重造名。在他接触的企业中，确实也有只强调“好酒不怕巷子深”的，认为只要产品好，不怕不知道。因此，对企业的宣传和产品的宣传不屑一顾。应当看到，过去的信息传递方式主要靠人们“一传十，十传百”来实现。这种传递方式比较缓慢。当今社会信息传递方式已经多样化。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媒体，传递信息的速度和广度，比人与人之间口口相传要快得多，广得多。同样的产品，别人用现代媒体传递信息，迅速深入人心。一旦先入为主，你的产品就很难再进入了。因此，企业在注重产品质量的前提下，也应当对产品作些必要的宣传。
其次，造实先于造名。有的企业，在产品还没有生产之前，就花巨资做广告。他们的思路是，先抢占人心，再抢占市场。这样作也有成功的先例，比如部分化妆品公司。这证明，在没有实之前，通过先造名来促进造实，也是一种策略。但这样要冒很大的风险。一旦实没有造出来，或实造得不好，与前期所造的名差距很大，前期为造名而付出的巨额投资就会付诸东流。所以，合理的、稳妥的做法，应当是先造实，再造名。
其三，造实重于造名。一个名牌产品不仅要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而且要知名度、信任度和美誉度三者统一。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可以迅速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使更多人知道这个产品。但知道这个产品并不一定就说这个产品好，并不一定就买这个产品；买了一次并不等于买第二次、第三次。人们是否买这个产品，是否再买第二次、第三次，关键还在于产品的质量。1996年，秦池酒全年销售收入9个多亿元，1997年，投入3亿多元广告费，全年至少要实现15亿元的销售收入。要完成这么多产量，单凭秦池厂20多条生产线远远不够，于是就扩大采购川酒原酒进行勾兑。经媒体披露后，人们对秦池白酒的质量产生怀疑，影响了产品的信誉度和美誉度，结果造成产品的严重积压。如果秦池不是将数亿元的资金用于造名，而是将其中的2/3或一半用于造实，用于调整产品结构，更新技术设备，提高产品质量，从而实现名与实的高度统一，实现知名度、信任度和美誉度的高度统一，秦池就不会落得个昙花一现的命运。
其四，造名不能急于求成。知名度可以通过广告迅速扩大，但以知名度、信任度和美誉度三者高度统一为基础的名牌，则不是靠广告在几天之内能造出来的，而是由产品质量和口碑的相互循环实现的。即好的产品——好的口碑——更好的产品——更好的口碑……世界知名品牌都不是一夜之间造出来的，而是伴随着产品的不断改进和质量的不断提高经过一个漫长过程形成的。
据调查，100家世界级的名牌企业中，36%的企业历史在100年以上，28%的企业历史在80~100年之间，25%的企业历史在50~80年之间，历史在50年以下的只占16%。这证明，真正的名牌，不是一夜之间造出来的，而是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促成的。
我国一些企业靠巨额广告投资，虽然在短期内也造了名，甚至因造名获取了暴利，但一般都好景不长，各领风骚三五年，重要原因就在于重造名而不重造实。
一个善意建议惹恼了女同胞
妇女愿不愿回家？
在《谁为中国人造饭碗》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有一章的标题是“男人留岗，女人回家”。这一提法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来了不少争论，尤其在全国妇女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一时间，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有的表示同意，有的表示反对。中央电视台还特此邀请钟朋荣到“半边天”节目来“做客”，著名节目主持人张越和几个女性学者一起大有炮轰钟朋荣的火药味。《中国妇女报》还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对钟朋荣的观点展开讨论，说是讨论，其实是批判。钟朋荣在中国妇女界真是招惹了不小的麻烦。为了减少误解，钟朋荣在《谁为中国人造饭碗》第三版出版时，干脆把这一章的标题改为了“为愿意回家的妇女创造条件”。其实，钟朋荣不是主张性别歧视，恰恰是主张照顾女性，即在男女都失业的情况下，优先给女性发放失业救济，为那些愿意回家的妇女创造条件，在减少整个社会的劳动力供给的同时，还给女性更多的选择自由。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由于男尊女卑和三纲五常思想的影响，男女之间在家庭中的地位极不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提倡妇女就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由经济收入差距造成的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然而，用妇女普遍就业来改变妇女在家庭中的不平等地位，结果使妇女进入了另一个不平等的境地。
首先，女性的一个特殊生理使命是，需要独立承担诸如怀孕、分娩、哺乳等人类种属繁衍的工作。为了完成这一特殊的生理使命，需要花费许多精力和时间。妇女如果与男士一样上班，一样工作，则她们独自承担的繁衍后代的工作，就成了额外负担。这种额外负担，压得一些妇女喘不过气来。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统一要求企业给予妇女哺乳期的假期照顾和费用津贴。也就是说，妇女生儿育女的部分费用由企业承担。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民营企业的比重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妇女在民营企业就职。此外，妇女就业的方式，也由政府统一分配，一次定终身，变为就业者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上述费用该由谁承担。
即使妇女在休假期间不要工资，对企业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损失。这种损失，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成本，即为生儿育女而付出的成本。许多企业不愿承担这种成本，因此，或者干脆不要女工，或者不用处于生育年龄段的女工。加上用人机制的灵活性，女工因产假休息，自己的工作岗位就可能被别人顶上；而一旦顶上，自己就很难再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即使回到原来的单位，可能只有比较差的工种。因此，一些女工就宁可采取让自己多承担痛苦也少为企业添麻烦的做法。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将大大超过就业岗位总量，劳动力市场是中国最大的、竞争最为激烈的买方市场。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恶化， 劳动者作为劳动力的供方，将会承受着更大的竞争压力。而作为劳动力供方的妇女群体，所承担的竞争压力就可想而知。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企改制、农民大量进城、大专院校毕业生大幅度增加，都会导致妇女就业压力增大。在就业者队伍中，在其他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女性是弱者。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文凭者加入就业竞争者的行列，受冲击的首先将是那些年龄偏高、学历偏低的女性职工。
在就业竞争日益剧烈、而劳动收入又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必定会有不少女工希望下岗回家而又有一定的生活保障。如果政府能创造这样的条件，对这些女工来说将是求之不得的事。
2．妇女回家好处多
在如何下岗的问题上，我们实际上面临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一部分家庭夫妻双双把家还，即双方下岗；另一部分家庭，夫妻双方都工作。当然，这种模式并非组织上的统一安排，而是各单位排列组合的自然结果。由于夫妻双方都下岗，生活没有着落，政府只好给予救济。现在不少城市都在推行最低生活线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夫妻双方每人给一点救济，两人的救济加起来，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颇为勉强。而另一些家庭，夫妻双方都上班，实际工资或奖金也得少拿。为什么？因为有一笔钱交给政府去发放失业救济金了。结果，是上班的夫妻双方，去养活那些下岗的夫妻双方。
第二种模式：先生留任，女士下岗。这种模式也不是由政府统一安排的。实际操作方法是：政府将现在发放给每个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改为只向女士发，不给男士发。这样会出现下列结果：有的家庭，夫妻双方都下岗，妻子有政府津贴，丈夫却没有任何收入。虽然靠妻子所获得的政府津贴也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但丈夫没有收入来源，感到男子汉在被妻子养活，有比较强的心理压力。他就不会呆在家里，而是要千方百计地出去找活儿干。重活、脏活都去干，能挣多少就挣多少，总比呆在家里让妻子的救济金养要好。
钟朋荣认为，政府只养妇女，不养男人，除了能激励男人外出创造外，还能收到以下效果：
首先，由于我国工作岗位总量短缺，大约短缺三分之一，在全社会的就业岗位充分增加之前，就得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回家。如果让男人回家，或者相当一部分家庭夫妻双方都回家，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让那些愿意回家的妇女回家，把工作岗位腾出来，这样男人一般都能找到相应的工作岗位，解决工作岗位总量短缺的问题。而结构问题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和职业培训加以解决。
其次，女人有了政府津贴，有了基本生活来源，其实也是丈夫们掏的钱。因为所有的丈夫都在工作，都在创造财富；政府将他们收入的一部分，通过税收等方式集中起来，然后发给回家的妇女，实际上是政府充当中间人，把丈夫的钱收一部分进来，转交给妻子。
以前，女人与男人都上班，大家都挤公共、倒地铁，挤得晕头转向，忙得不亦乐乎。但实际上是三个人的事六个人干，创造的财富并不多，大家的收入也并不多。现在，男人留岗，一部分妇女回家，男人在工作岗位上一个人干以前两个人的活；女人回家，在家里把家务干好，同样是创造财富。这样，一方面大家都轻松了，特别是女人更轻松了；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反而更多了。
其实，家务劳动弹性也是很大，做得好，其附加值也是很高的。例如，一顿饭，慌慌忙忙地凑合做熟，味道并不好，长期吃这种凑合饭，生活质量也并不高。每个家庭的饭菜都做得很好，等于整个社会产品的附加值大幅度提高，整个社会的财富大幅度增加，每个家庭的生活质量也相应地大幅度提高。这样，男人在岗位上一个人干以前两个人的活，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女人在家里通过家务工作的精细化，也增加了社会财富的总量。
部分家庭男人留岗，女人回家，还节省了许多不必要的社会开支。比如，单位没有必要设那么多办公室和办公设施，可以省下一部分的房租和办公费用；公交部门没有必要开那么多的公交车，政府也可以节省一点公交补贴。更重要的是，城市交通拥挤的现象也可以缓解。交通缓解了，男人上班在路途的时间也可以省去一大块。这部分时间可以用于增加闲暇，或者用于财富的创造。
一方面，许多女性也希望回家；另一方面，不少企业在用人选择中倾向于优先选择男性。这样，较多的女性回家就成为劳动力总量过剩和企业自主录用人员条件的必然结果。钟朋荣提出政府优先向妇女支付失业救济金，且长期支付，只不过是为那些愿意回家或不得不回家的妇女铺设台阶，使她们能心安理得的回家。
随着通讯手段的现代化程度提高，许多单位的许多工作，都可以用市场机制解决，都可以在家里完成。这样，就为回家的妇女提供了广泛的工作机会。他们回家后，一方面从事家务工作，将家务工作精化、细化；另一方面，在家务工作之余，也可以承接一些可以在家庭完成的社会工作，做到家务、公务两不误。
中国就业问题面临三大矛盾：第一，就业岗位总量大大多于劳动力总量，全社会有两个多亿的就业岗位的缺口。第二，由于经济是周期波动的，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呈周期性变化：时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时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第三，劳动力的供给与劳动力的需求在结构上的矛盾，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今天会计专业的人才比较短缺，而计算机方面的人才大量过剩；明天计算机方面的人才比较短缺，而文秘方面的人才比较过剩。解决这三大矛盾，需要一个劳动力的“蓄水池”。通过这个“蓄水池”，一方面，在目前劳动力总体过剩的情况上，将一部分过剩劳动力蓄在家里，以此来缓解劳动力总供求矛盾，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这些处于“蓄水池”中的劳动力，在经济繁荣，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加的时期，一部分从“蓄水池”中转入就业状态，以满足经济繁荣期对劳动力的需求；其三，处在“蓄水池”中的劳动力，不断进行业务培训和知识更新，以适应新的工作需要，以此调整劳动力的供给结构，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妇女回家，不仅可以承担大部分家务，把家务工作做细，创造更多的财富，还可以选择一两门专业，把它学深学透，为今后重新择业作准备。
男人上岗工作，女人在家学习；男人在第一线，女人是后备军。现代社会所出现的许多新工种，主要不是拼气力，而是拼专业知识。这些工种，只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男人能胜任，女人一般也能胜任。女人在家赋闲期间，通过学习新的知识，熟悉新专业，可以适应新的工作需要，在自己及其家庭认为可 以走出去时，他们就能立即走向新的工作岗位。这样，妇女就可以不断调节劳动力结构，以适应市场对劳动力的结构变化。
3．并非说所有妇女都回家
男人留岗，女人回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妇女都回家，也不是说每个回家的妇女长期呆在家中。只是说面对就业压力，让那些愿意回家的和不得不回家的妇女下岗，下岗后根据劳动力市场总的情况变化，同时也根据每个家庭及下岗女工的情况变化，可以进行阶段性就业。
阶段性就业比较适应女性的特点，也比较符合我国当前劳动力总量过剩的现实。所谓阶段性就业，指妇女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可以回家：
第一，整个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大批企业关门，大批职工下岗。这时，工资水平比较低，许多企业奖金没有了，甚至连基本工资也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上不上班两可的女职工，还不如领取国家的失业救济金回家去。
第二，生育期。这时小孩需要精心照料。如果既要照料小孩，又要忙着上班，结果，既影响工作，又影响自己的健康，还不利于婴儿的成长。这段时间就可以回家照看孩子。
第三，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家务事比较多，而家庭的经济条件又比较好。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把工作岗位让给别人，自己安心料理家务。
第四，自己在家也可以兼做不少工作，没有必要一定到某个单位去天天上班。
与以上几种情况相反，比如，整个经济处于繁荣时期，就业机会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小孩已经上学，家务事很少；在外也接不到可以在家兼职做的事情；丈夫能力较差，家庭经济收入较少，生活困难，等等。在这几种情况下，妇女才需要把外出上班作为首选。
除了以上两种工作方式外，根据妇女承担家务较多的特点，还可以选择第三种方式，即非全日制就业。
非全日工作制在西方国家比较流行。他们把这种工作制度作为分享工作、增加下岗时间但不增加失业人口的措施。在总的工作时间一定的情况下，一部分人工作时间减少，就能为另一部分人提供就业机会。因此，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一些促进非全日制工作的就业政策。无论哪个国家，非全日工作制似乎都比较受妇女的欢迎。
中国实施的就业工程，应该说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工程。面对如此庞大的失业人口，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会感到棘手，任何一位经济学家也会感到无计可施。如果说，有哪一位经济学家能够开出一副“灵丹妙药”，妥善地解决好中国的就业问题，那肯定会惊动整个世界。作为经济学家的钟朋荣并非妇女问题专家，他关心或研究中国妇女的就业问题，出于他对民生的关切。他提出的“男人留岗，女人回家”的主张，也只不过是众多为寻求妥善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方案之一，同时也是寻求建立一种保护妇女的就业机制。不知读者会不会与钟朋荣的观点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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